【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秦立志，目前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付腾浩，是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秦教授与付腾浩在2025年第2期《东北亚论坛》上发表了《地区性两极格局中前沿支点国家的生存战略选择机制》一文。笔者就这一文章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与付腾浩。
以下是访谈实录。
秦立志问：近年来，小国的战略选择一直是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你们这篇文章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似乎有更严格的限定，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前沿支点国家以及为什么会在研究对象上做出这样的限定？
秦立志、付腾浩：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每篇文章都需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解释范围做出时空限定。我们这篇文章对研究对象的限定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是地区性两极格局，这一限定区别于全球性两极格局，例如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北约和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竞争都属于地区性两极对抗。第二是前沿支点国家，是指那些位于对抗前沿，并且能够发挥地缘支点作用的国家。之所以选择以这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对中小国家的研究虽然显著增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小国在大国对抗中的作用的确有限。因此，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哪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小国？前沿支点国家就属于这类国家，他们的战略决策往往能够牵动大国冲突的走向，甚至能够影响全球格局的变化。当前的乌克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问：的确，也正是由于小国作用的有限性，所以小国战略在国际政治的主流范式中似乎是一片空白。近几年关于小国战略的研究有所增加，尤其是关于“对冲战略”的研究。但你们在文章中又对“对冲战略”提出了质疑，能否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你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秦立志、付腾浩：对冲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被国际政治学引进过来，这本身体现了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借鉴。这一概念刚被引进的时候，的确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但问题是这一概念的泛化和滥用造成了一些学术问题。事实上，概念的泛化在社会科学中已是常事，但我们必须及时发现，并把这些问题指出来。“对冲”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它的模糊性和自我推崇。发展到今天，“对冲战略”作为一种混合策略或者说政策集合，它的含义越来越模糊化了。这种模糊化的含义并不具备清晰的解释意义或政策导向。同时，相关研究存在将对冲与战略理性相等同的倾向。然而，从结果上来看，风险规避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如果继续坚持这种自我推崇的逻辑，相关研究就会将实然和应然相混淆，从而陷入“规范—实证”的悖论。因此，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一概念的引入，而是认为“对冲战略”的理论内涵和解释范围应当得到严格的限定。
问：我们注意到，文章中对小国的战略选择的确做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包括两个维度的划分以及对每个战略选项的解释。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你们对“绥靖政策”的阐述，这似乎打破了我们对绥靖政策的普遍看法。我想知道的是，这些想法是如何得来的呢？
秦立志、付腾浩：这些想法当然来源于对大量历史案例的考察。绥靖政策因为二战而变得“臭名昭著”，乃至于在冷战时期被视为一种政治错误。但绥靖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通过让步来改变对手的政策取向。二战之前，张伯伦政府也是想通过绥靖以弱化希特勒德国的“修正主义”倾向，从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所以，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并不错在目的上，而是错在对希特勒的认知上。换句话说，绥靖政策并非天然就是坏的。从国际政治理论内部的争论来看，绥靖政策之所以被诟病，是因为它会导致对手得寸进尺。因此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坚持威慑理论的学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威慑虽然有时能够遏制冲突，却不能解决矛盾的根源。在一战之前，英美、英法、英俄的和解都是在绥靖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坚持强硬政策的德国最终在一战中走向了失败。在文章中，我们对绥靖政策的正面意义做出了具体的诠释，包括积极的战略收缩，“以空间换时间”，以及换取大国的安全保护承诺，这些想法无不来自于对历史的总结和思考。
问：文中的案例分析主要讲述了19世纪土耳其的战略演变，为什么选择这个案例？相关研究能否对今天的土耳其局势产生预判？
秦立志、付腾浩：案例的选择要和理论假设相互对应，并且还要注意控制变量等一系列问题。这篇文章对研究对象的限定本身就比较严格，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符合前沿支点定义的小国，并且这个国家还要有长时段的战略输出。这样我们才能对其战略演变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我们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19世纪，欧洲的大国对抗向边缘地区转移。在东方问题上，英俄的两极对抗趋势明显，土耳其作为夹杂在欧洲列强之间的弱国，符合前沿支点的对象设定。并且，土耳其在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土耳其的战略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选择这一案例，既能够对我们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同时又能弥补战略研究中的这一缺陷。今天的土耳其并不属于我们这篇文章的考察对象，但土耳其的战略选择仍然需要重视。总体来说，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诸多阶段，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早期，它是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侧翼大国，之后虽然逐渐衰落，但仍然是东方问题中的“支点”国家，直到冷战时期依旧在美苏对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冷战结束后，大国博弈的中心逐渐向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转移，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一极，反而具备了更强的战略自主性。
问：刚才提到，乌克兰是“前沿支点国家”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你们这篇文章是否能够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做出解释和预判呢？
秦立志、付腾浩：当然，这应该也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从俄乌冲突的发展过程来看，乌克兰的政策输出基本上是和我们的理论假设相契合的。泽连斯基政府刚上台时，也曾想要对俄罗斯实施“绥靖政策”，在顿巴斯问题上进行让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明确，泽连斯基政府的想法是出于对本国安全的考虑。但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乌克兰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时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外部支持的变化，加上决策环境的紧迫性，导致泽连斯基政府对俄政策转向了硬制衡。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战争本身作为一个干扰变量，对我们的理论预测带来了影响。但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认为未来的态势走向仍然会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战争大概率会随着乌克兰的让步而停止。并且，其让步的原因是外部支持的降低以及决策环境的压力。如果停战协议没有立即达成，俄罗斯的攻势可能会有所上升，国内反战派的势力也会有所上涨。当然，战争的走向可能是曲折的，例如，未来的冲突烈度可能会先增强，后减弱。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解释对象是前沿支点国家的战略选择，因此我们只能对乌克兰的政策做出预测，至于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战争结果对全球格局的影响，这些问题尚不属于这一篇论文的考察范围。
（注：王英良：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