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中央财经委员会部署“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资本市场的较大反响。不少评论认为这传递了中国决策层“反内卷”的明确信号。就笔者看来，各类“内卷”表面上都存在“投入没回报、努力被通胀”的微观共性，但从深层次看，不同类型的内卷反映的是政府越位干预市场出清、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深层次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等完全不同的问题。决策者必须因地制宜，才能合理应对。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加速深层次体制改革则是重中之重。
产能过剩与内卷
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是最能代表中国式内卷的典型案例之一。在中国的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在大规模投资和信贷扩张之后，供给能力远远超出需求的状况。比如，2024年中国水泥行业产能高达35亿吨，而产量仅仅为18亿吨。近些年以来，产能过剩的行业还向新兴产业扩展。投资银行高盛曾经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调，太阳能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钢铁和工程机械等七个行业都有明显产能过剩，其中几个行业的产能甚至超出全球需求总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品价格被迫下滑，行业利润也大幅下降，甚至许多企业陷入亏损。大规模的投入反而导致回报越来越少，甚至出现负回报，无疑是内卷的体现。
然而如果深究这一现象，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如果一个行业的回报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甚至出现亏损，那么资金和其他资源应该自动会流向那些有回报的项目。甚至现存的低效率的企业也会清算退出，让自身占据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到有需要的领域。为什么许多行业数年甚至十数年的产能过剩，上述现象仍没有发生，反而造成持续的巨额亏损、银行坏账，甚至较大范围的产能过剩还在宏观层面增加通货紧缩和财政金融稳定的风险？
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许多地方政府不仅仅通过各种方式补贴当地企业，还要求地方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在政府越位干预的情况下，没有生存能力的“僵尸企业”无法出清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也是这一领域内卷的本质。想要化解此类内卷，既需要按照中财委的部署“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再度推动十年前就进行过的供给侧改革；更需要划分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并且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让这样边界能够真正落实。否则若干年以后，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恐怕又会卷土重来。
互联网平台与内卷
近期几大互联网平台围绕外卖业务的激烈竞争被认为是“内卷”的又一典型。几家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通过提供补贴压低外卖订单的价格，甚至有企业强迫自身平台上的商家提供超额折扣。在“免单外卖”等优惠的支持下，近期中国外卖订单大幅增长，然而许多餐饮商家却苦不堪言。不少小型商家抱怨自己一天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还要倒贴。投入的增长与回报的下滑同步出现，无疑也符合内卷的特征。
就笔者看来，对外卖业务的争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外卖和背后的中国即时零售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这一市场的竞争格局尚没有形成。在行业从成长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业内企业让利多销、跑马圈地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至于担心价格战或“内卷”会无休无止，则大可没有必要。一旦市场格局趋于稳定，再通过价格战进行竞争就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而在多次博弈的约束条件下，企业之间必然有合作的动机。中国的家电、服装等诸多行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如果说监管部门需要关注，也主要是防范少数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和体量优势，低于成本价进行倾销，排挤竞争对手，形成寡头垄断。
但是另外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流量引导等方式强迫平台上的中小供应商削减价格、牺牲利润，为巩固平台自身的市场竞争地位服务则涉及《反垄断法》关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监管部门则应该适当干预，责令整改。
7月18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主要外卖平台企业。笔者以为针对互联网平台上出现的内卷现象，监管部门既不能对市场失灵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合理的市场竞争过度干预。执法需要恰到好处。此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肯定不止互联网平台企业。一些电力公司要求预付费、电信运营商普遍搭售套餐等诸多行为也都侵犯使用者的消费者剩余。监管部门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
996工作制、投资回报递减与内卷
近些年来，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不断延长，996工作制等现象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此外，许多行业价格战，投资回报越来越低也令企业家感到困扰。这些现象又该如何看待？
笔者以为，如果从中国自身来看，一些内卷的现象是经济规律的正常体现。比如，劳动经济学一般认为低收入的人群更愿意牺牲闲暇、延长劳动时间换取收入。中国作为人均收入仍偏低的新兴市场国家，工作时长较长是正常现象。实际上，在东南沿海制造业工厂中，一周六天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笔者调研得到的反馈是农民工甚至普遍希望加班，因为只有加班才能带来较高的收入。在城镇地区，中国过去城镇就业国企、党政机关的比重较高，大学毕业生规模有限，8小时工作制的执行相对严格，主流社会才会误把8小时工作制当作常态。然而，这些年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城镇地区劳动时间特别是白领劳动时间有所增长相当程度上也不足为奇。至于投行、互联网等一些高薪行业，即使是在华尔街和硅谷，也有普遍性的加班文化；中国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中国投资回报的下降也同样符合投资边际回报递减的规律。考虑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整体处于偏低的地位，护城河整体而言比较有限，伴随着国内人口、资源红利的消退，企业投资回报自然出现下行。特别是中国特别擅长从1到100的创新，供给的猛烈增加会导致价格下降，并降低相关产业的资本回报，也给令人留下了内卷的印象。当然，从宏观上看，在没有政府的过度补贴和引发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的回报整体肯定高于社会平均，而且也因为资本流向这些新兴领域，延缓了整个社会资本回报下降的速度。即使是从1到100的创新，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者拼命加班、企业家劳而少获内卷的本质则是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滞后。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一般认为，资本的回报取决于资本以外的要素价格。劳动力、土地等越便宜，资本回报就会更高。然而，在中国居民收入只有发达经济体几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投资回报就明显下降显然十分异常。而资本回报下降也使得人均资本存量上升放缓，使得劳动者报酬的增长放缓，影响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说中国无法发展具有护城河的高端产业是这一现象的解释也非常令人疑惑。中国不仅仅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低于发达国家，大学教授、科学家、律师乃至金融分析师的收入也都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见世界的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法律服务中心都向中国转移？
实际上，在传统宏观产出模型中重要的资本和技术（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通过支付系统的指令和互联网线就可以在全世界任意转移。所以，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言，“让贫穷国家长期贫穷的，并非资本或知识的匮乏，而是缺乏能够支撑高度专业分工并保障个人劳动成果的政治与法律制度。”
因此，中国人如果想要真正摆脱内卷，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核心还是要推动深层次的体制变革。无论是建立保障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还是建立确保政府在合理市场与政府边界内活动的制度安排，都是深层次体制变革的一部分。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大型机构宏观经济研究者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