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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根廷

索尔•莫拉:中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产生了哪些效应?

阿根廷学者莫拉表示,阿根廷土地治理结构塑造中国在阿投资,反过来又受中国在阿投资影响。中国对阿食品业和矿业投资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本文是作者“一带一路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索尔•莫拉 (Sol Mora) 是阿根廷圣马丁国立大学政治与政府学院 (EPyG/UNSAM) 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也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 (CONICET) 的研究员。她在UNSAM国际关系博士课程中教授“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并展开研讨会。她拥有阿根廷 FLACSO 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和 “CERIR-UNR” 国际合作与一体化硕士学位。

她的研究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土地研究和政治生态学的交叉领域,研究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土地治理、粮食系统和社会环境动态。她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和《全球化》等国际期刊上。2024年4月7日至6月19日,她是复旦发展研究院(FDDI)的访问研究员。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作为复旦大学访问学者,你能分享一下4月至6月在复旦发展研究院进行的主要研究和学术成果吗?在复旦大学学习了三个月后,你如何评价复旦大学的科研环境?

索尔•莫拉:被复旦这样的名校选为访问学者,不仅是学术成就本身,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研究,特别是考虑到我多年研究中国与阿根廷关系。在我逗留期间,我实现了几个学术里程碑,包括就我的研究主题举办研讨会,并收到复旦大学同事和访问学者的宝贵反馈。此外,我的逗留促进了与其他研究人员的有意义交流,增强了我的理解力,完善了我的工作,并为潜在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我特别感谢复旦大学为访问研究人员提供的资源,包括工作空间和图书馆设施。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上海论坛”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该论坛以其广泛的主题和杰出的演讲者而闻名。

另一个宝贵的方面是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的了解。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我认为这些要素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的全球角色、倡议和行动以及中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的学术环境异常活跃,具有非凡的对话、尊重和合作精神。该大学对学术卓越的承诺体现在它积极组织学生和研究人员参与的活动中。在复旦大学发展学院,我在整个逗留期间感到特别受欢迎和有助。

问:你的研究重点是土地权益如何影响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融资。土地权与外资的互动逻辑是否存在核心因果关系?中国在阿根廷的实际案例是否契合你的研究?比如中国在阿根廷的农渔业投资,目前这些公司的投资进展如何?

索尔•莫拉:我的研究采用了土地治理的概念,我将其定义为有关土地获取、使用和控制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这一定义超出了正式的土地所有权范围,还包括非正式的获取和利用机制。我工作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中国投资是在阿根廷多元化土地治理结构的框架内谈判、设计和执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治理对中国投资具有单向影响。相反,我研究了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土地治理塑造了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反过来又受到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影响。

分析这一动态的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中国在阿根廷的基础设施和农业项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基什内尔-塞珀尼克”水力发电站。该项目由中国和阿根廷于2014年达成,涉及中国银行的融资,用于圣克鲁斯省两座水坝的建设、运营和15年维护。该项目规模庞大,改变了现有的土地治理流程,不仅导致工期暂停,还需要进行修改以满足技术、科学和法律要求。目前,该项目的工作仍在继续,但由于正在进行的财务和技术重新谈判而出现延误。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2010年里奥内格罗省与一家中国公司之间的农业食品项目,旨在安装灌溉系统以提高农业产量。该项目引起了中小农户和环保组织对其对土地治理影响的严重担忧,最终导致搁浅。这两个案例都体现了治理结构与中国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

问:你的研究偏向关注中国投融资对东道国谷物系统的影响。你在阿根廷发表过哪些案例反映了中国企业对阿根廷食品行业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带来哪些积极和消极的溢出效应?

索尔•莫拉:中国企业对阿根廷粮食系统影响的一个明显例子是中国粮油食品集团公司(中粮集团)。 2016年中粮集团完成了对两家主要粮食贸易商的收购:香港来宝农业公司和荷兰尼德拉公司。虽然这是一项全球性业务,但它对阿根廷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因为来宝和尼德拉分别是该国第五和第七大谷物出口商,合计占大豆出口的15%。此外,他们还控制着关键的物流基础设施,包括港口、加工和储存设施以及种子、化肥分销网络。

这项交易打破了北方“ABCD”集团(Archer Daniels Midland 、Bunge、Cargill 和 Louis Dreyfus)在全球谷物出口中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全球性转变。特别是在阿根廷大豆行业,中粮集团在供应、仓储和物流方面获得了关键地位,从而取代了北方公司。到2018年中粮集团处理了阿根廷大豆出口的14%,到2024年,中粮集团超越嘉吉和维特拉,成为阿根廷最大的谷物及副产品出口商,同时在大豆出口方面排名第三。中国作为阿根廷大豆的主要买家,在2022年购买了该国大豆出口总量的 92%,突显了该企业的重要性。当然,还须在中国农业相关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灌溉系统和交通)更广泛背景下理解这一发展。后者最显著的例子是贝尔格拉诺卡尔加斯铁路改造——这是一项由中国资助的项目,包括轨道维修和更换,以及购买为阿根廷 17个省提供服务的新机车和货车。阿根廷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这些趋势。

中国参与者在阿根廷粮食系统中的存在不断增加,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溢出效应。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利于新产区和食品流通网络的发展,同时促进农业产量和贸易的扩大。这些投资同时增强了区域与全球市场的连通性,并提供了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满足了阿根廷对基础设施融资的持续需求。然而,这种影响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多元化和以大豆为主的生产对环境造成消极影响的担忧。尽管如此,通过促进替代食品行业以及加强中阿在知识转让和可持续农业技术方面的合作,这些挑战可能会得到缓解。

问:中国在阿根廷拥有大量锂矿市场份额。你认为中国企业发展矿业是否会与当地民众利益发生冲突?这场冲突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双方该如何达成和解?

索尔•莫拉:阿根廷围绕自然资源项目的社会冲突由来已久,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锂矿开采也不例外。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冲突的焦点不是投资者的国籍,而是具体项目的特点及其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后果,这与四个关键因素相交叉。首先,阿根廷作为全球第四大锂生产国的地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激增,有六个运营项目、十五个高级开发项目和四十多个勘探项目——所有这些都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其次,这种扩张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监管框架内进行的,该框架将投资激励置于社会环境保护之上。第三,社区借鉴区域先例来强调锂开采的生态影响:过度用水威胁干旱生态系统,潜在的水储备盐化,以及蒸发池中危险废弃物的积累,危及维持当地动植物群和人类的淡水盆地和湿地。第四,这些压力加剧了对原住民权利的挑战,因为盐滩社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第169号公约主张祖传土地所有权,同时面临绕过自由、事先通告和知情协商程序的采矿特许权。

然而,目前正在运行和处于更高级阶段的项目表明,与社区的冲突并不总是存在,或者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在我看来,与社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取决于具体项目、其位置以及这些盐滩周围的社会和政治动态。尽管如此,通过当地和中国利益相关者之间加强对话、合作和协调,包括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以及与当地社区进行免费、事先和知情的磋商,可以避免这些紧张局势。还可以开展联合工作来改进提取方法,以提高其可持续性。同样,探索将环境保护以及与知识和技术转让相关的方面纳入项目协议也是务实有前景的做法。

问:你如何评价阿根廷总统米莱推动的经济改革?你对阿根廷目前的经济形势有何看法?

索尔•莫拉:米莱总统的经济改革代表了一项基于极端财政削减、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激进自由市场实验。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继2023年12月阿根廷比索经历了贬值54%和取消价格管制导致通胀最初飙升之后,2025年通胀将放缓,但这一明显下降主要反映了国内消费下降17%以及紧缩措施引发的衰退,而不代表真正的经济复苏。这些改革的社会成本是显而易见的:阿根廷实际工资损失了高达30%的购买力,同时还伴随着科学、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经费削减。这一调整加深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人债权人等金融机构贷款的依赖,未能解决外汇短缺或生产性投资低下等结构性问题,同时又重复了阿根廷债务积累的历史周期。

这种经济方法与中国等成功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国家在规划和指导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促进关键产业(例如技术和基础设施)并保护敏感部门。事实上,领先的新兴经济体表明,公私合作对于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米莱当前改革的最大风险在于其不可持续性:预算“电锯”削弱了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机构(大学、科技机构),而不受控制的金融自由化则使该国面临市场波动的风险。

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阿根廷必须设计一个自主发展战略,结合一个有能力监管市场和保护国内工业等战略部门的国家;效仿“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模式,刺激科技投资;融入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南南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等合作伙伴的合作。

问:凭借FT中文版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想对中国读者说的吗?你对阿根廷与中国关系有何展望?

索尔•莫拉:2000年初以来,阿中关系不仅在贸易和外交方面加速发展,还扩展到投资、基础设施融资、教育、能源合作、航天合作和卫生等新领域。201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2022年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强劲发展和相互承诺。

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我相信这种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一直并将继续是阿根廷的重要合作伙伴,在贸易、金融和投资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涉及国家政府和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当局、企业和侨民网络。我们两国在多边论坛上立场一致,相互支持彼此的战略利益。绿色科技、农业综合企业、产业创新等重点领域的相互学习和合作仍有巨大潜力,优势互补,可以创造均衡效益。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作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在推动“一带一路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卓越女性群体的魅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全球访谈对接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人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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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百人百访”全球高级对话栏目主创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等,自2021年5月起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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