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许多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往往是当地的大教堂，葡萄牙南部小城法鲁也不例外。走进法鲁大教堂后，一架洋溢着“中国风”的管风琴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座管风琴制作于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通体所披覆的浓烈的“中国红”——那是一种在西方教堂中极为罕见的色彩，却在这里大胆而自信地绽放。远远望去，它不似一件乐器，倒更像是一件从东方漂洋而来的古董家具。
整座乐器以红漆为底，辅以繁复的金饰，在教堂柔和灯光的映照下，红与金交相辉映，庄严又妖娆。装饰面板上绘着山石花木、飞鸟楼阁，构图讲究留白与错落，散发出浓郁的东方气息。红底描金、黑线勾勒，这类技法显然受到中国漆画与屏风艺术的影响。扶栏设计同样别具匠心，以红底描金的方式装饰木栏，彷佛中式漆器家具的再现，这些细节中流露着对东方工艺美学的深刻理解与再创造。
其中一幅画面描绘的是一位身着异域服饰、头戴圆帽的“东方猎人”。他站立于山石之上，手执弓箭，神情专注，前方是一座飞檐翘角的亭阁。背景中，松林竹影、岩石奔鹿，动静相映。这一场景不禁令人联想到《春山行旅》或《狩猎图》中的意境。另一幅画面描绘的是飞鹤掠空：两只仙鹤翱翔于孤峰之巅，下方湖石点缀，垂柳与兰草错落交织，山水静谧而空灵。仙鹤在中国象征高洁与长寿，而在欧洲，也被视为神秘东方的化身。巧的是，在法鲁城内，常能见到真实的鹤，它们或栖息于教堂屋顶，或在高空翱翔。此时，画中的仙鹤与城市上空的飞鸟似乎在遥相呼应。
据管风琴旁边的说明介绍，这件乐器由法鲁大教堂教士团于1715至1716年间委托建造，并由定居里斯本的管风琴制造师若昂•恩里克斯•胡伦坎夫（João Henriques Hullenkampf）承制。若昂是著名德国管风琴师阿尔普•施尼特格（Arp Schnitger）的弟子。这座管风琴的雕刻与装饰由来自葡萄牙塔维拉的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科雷亚•达•席尔瓦（Francisco Correia da Silva）于1751至1752年间完成。其风格融合了汉堡式巴洛克与“中国风”。需要指出的是，管风琴上的拱形山恋、云影树梢与层叠楼阁，并非对中国景致的写实描绘，而是葡萄牙艺术家根据画册、器物与传闻所构建出的“想象中的东方”，是一种对中国园林与山水意境的“幻想式再造”。这座饱含“中国风”的管风琴，体现出的是18世纪葡萄牙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与热情追捧。
而在同一座教堂内，我又意外发现了另一处“中国元素”。在圣母喜乐小堂的装饰中，不仅出现了鲜艳的“中国红”，还浮现出两个彷佛龙与凤凰的形象。那一刻，我几乎恍惚——彷佛走进了中国的庙宇。目光扫过墙角，只见在那金碧辉煌、繁复华美的花叶纹饰中，静静藏着一张金色“兽面”。这只神兽双目圆睁，眼珠微凸，眉脊高高隆起，神情惊讶之中又带几分狡黠，仿佛刚刚从沉睡中醒来，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它的耳朵高耸、向后倾斜，形似鹿耳，亦似马耳；嘴角微扬，露出一排整齐的小巧牙齿，似笑非笑——亲切、温和，却又神秘莫测。更妙的是，神兽嘴中含着一束花朵，仿佛正与周围缠绕的藤蔓相互缠绵、生发。它不是怒目喷火，而是含花吐香；不是示威守卫，而似悄然送福。它并不像哥特式教堂中那些张牙舞爪、令人畏惧的怪兽，更像是一只东方祥龙，隐于金饰花丛之间，静默地守护。
神兽的上方，是一只凤凰。它双翅舒展，仿佛正凌空飞升，或即将振翅高翔。通体主色为“中国红”，翼尖与尾羽间点缀着深蓝与金色。它高高扬首，喙微张，似在引颈长鸣。旁边的说明显示，圣母喜乐小堂的雕塑、绘画、大理石镶嵌和镀金灰泥装饰等相关工程始于1722年。
我想，这些“中国元素”不仅是简单的异域图腾，也是18世纪葡萄牙“中国风”（chinoiserie）艺术潮流的真实见证，是当时的葡萄牙对遥远东方文化的一种审美回应，堪称融合宗教象征与异域幻想的“东方巴洛克”。当然，也可能有人会指出，基督教传统中早就有凤凰的意象，凤凰象征“复活”与“永生”。这一形象曾被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如特土良（Tertullian）和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用来比喻耶稣的复活，以及信徒藉由基督获得新生。然而，我要质疑的是——只有在中国文化中，凤凰才常与龙同时出现，象征瑞祥。在这里，龙凤成祥的图像恰与喜乐堂的宗教意涵相得益彰。
18世纪的葡萄牙，正处于海上帝国的余晖之中。尽管帝国版图已不如昔日辉煌，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传教活动仍然频繁，尤其依托澳门这一重要的“中转站”，大量东方图像、器物与风格持续不断地传入葡萄牙本土。无论是教堂中的装饰、贵族宅邸里的瓷画，还是宗教器物与雕刻，都可见“中国元素”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不仅映射出中葡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也展示了葡萄牙工匠如何在本土语境中转译、再造他们心目中的“东方”。
回望源头，不禁令人想追问：葡萄牙究竟是如何抵达东方，与中国建立起最初的联系？
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率领四艘船只启程前往印度，意在打通通往香料之国的海上航道，并寻求与东方基督教势力建立盟约。他携带了黄金、珍珠、羊毛布料等葡萄牙商品，准备与印度商人交换香料。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成功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今科泽科德），首次绕过好望角，从而打通了欧洲直通亚洲的海上通道。这条“好望角航线”的开辟，标志着葡萄牙与印度之间直接海上贸易的正式开启。新航线不仅为葡萄牙打开东方之门，也令香料、丝绸、瓷器等亚洲奢侈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满足了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消费渴望。1499年夏，达•伽马载誉归国，带回香料、宝石、黄金，以及少量瓷器。这些色彩斑斓、质地温润的瓷器产自中国，其光泽与肌理之美，正如马可•波罗曾描绘的那样，宛若海螺内壁的虹彩。这批瓷器主要购自卡利卡特的市场，也由此成为葡萄牙人首次近距离接触这一遥远东方工艺珍品的历史见证。
据16世纪葡萄牙历史学家加斯帕•科雷亚（Gaspar Correia）记载，1501年，佩德罗•阿尔瓦里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在返航途中曾获赠一批精美瓷器及装满中国缎子和锦缎的金匣，并将其献给国王——这是葡萄牙首次见到如此大量且质地上乘的中国产品。尽管达•伽马的首次远航仍属探险性质，但它为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后几年，葡萄牙持续派遣舰队东进，逐步拓展在亚洲的贸易网络与势力范围。1502年，达•伽马展开第二次远航，此行不再单是贸易试探，而是以武力打击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葡萄牙在东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此后，尤其是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的接触愈加频繁，海上贸易逐渐活跃。他们不仅热衷于获取瓷器、丝绸与香料等东方珍品，更试图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商业格局，以扩大并稳固这条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网络。为此，葡萄牙于1513年夏与1515年先后两次派遣使团前往中国，第一次抵达的是广州附近的塔门岛。两次出使均收获可观，贸易利润高出成本数倍，极大提振了王室的信心。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位1495–1521年）遂决意派遣正式使团前往北京，由宫廷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465–1540年）率领，试图与明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然而，这次北上未能如愿，使团被拒绝入京，外交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葡萄牙人并未放弃与中国的接触。他们通过在南部沿海的走私活动，与本地商人维持着非正式贸易往来。直到1554年，葡萄牙人终于与广东地方当局达成协议，以缴纳税金换取贸易权，得以参与广州一年两度的官方商贸集市。三年后，1557年，明朝官员正式允许葡萄牙人在珠江三角洲的澳门建立永久性居留点。这一举措标志着葡萄牙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通过澳门，葡萄牙建立起一条连接中欧与远东的稳定贸易网络。他们不仅进口瓷器、丝绸、漆器等奢侈品，也将中国的图像语言、装饰风格与象征符号带入欧洲文化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影响莫过于青花瓷。受其启发，葡萄牙本土的蓝白瓷砖艺术（Azulejos）逐渐发展出独特风格，并在18世纪成为建筑装饰的时尚潮流。
在葡萄牙的很多历史建筑中，时而可见以本地瓷砖描绘的中国庭院、仕女、山水与奇花异鸟。这些图像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本土视觉习惯进行“再创作”的产物，是转译与想象交织的视觉叙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元素在宗教空间中的跨界呈现：东方人物身着中式服饰出现在圣母脚下，云纹、如意、龙形穿插于圣坛背后的金色浮雕之中。这些图像与其说是对真实中国的再现，不如说是葡萄牙人借“东方”之名进行的一场审美革新。
同时，葡萄牙的王室与贵族更是对“中国风”情有独钟。许多宫殿中设有“中国屋”（Sala Chinesa），用来陈列来自东方的珍宝——中式瓷器、漆器、丝绸、屏风琳琅满目，房间内部亦装饰以描绘东方风景的壁画、雕饰与家具，仿若身处异域幻境。里斯本的阿茹达宫（Palácio Nacional da Ajuda）里便有一间独特的“中国屋”，至今仍散发着18世纪葡萄牙对东方世界的迷恋与想象。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风”（Chinoiserie）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专门意义的术语，用以指代自18世纪起在欧洲流行的一种装饰艺术潮流，其特点是模仿与借鉴中国及东亚文化的美学元素。该词源自法语“chinois”，意为“中国的”或“中文的”。据考，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于1823年首次使用“Chinoiserie”一词，随后这一概念在法语和英语语境中广泛传播，并于19世纪30年代频繁出现在文学与艺术评论中。1883年，它被正式收入《牛津英语词典》。
在18世纪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风靡一时，法国、荷兰、英国的宫廷与花园里经常可见虚构的东方塔楼、身着长袍的异国仕女和飘渺的中国山水。然而，相较于这些以幻想为主的东方图像，葡萄牙的“中国风”却带有一份独特的现实质感。作为最早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的欧洲国家，葡萄牙早早在中国落脚，在澳门这座南海小城中经营出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文化交汇点。这种跨文化的亲密接触，并非停留于书信往来或商路转口，而是渗透在港口的叫卖声中，作坊的技艺传承中，修道院的图像生产中，乃至家庭日常生活之中。澳门出产的大量“中葡”融合风格的工艺品、漆器、绘画与建筑元素，不仅流通于本地，也悄然改变了葡萄牙人的审美趣味。
葡萄牙的“中国风”，既延续了欧洲对东方的浪漫想象，也融入了实地交往带来的经验痕迹。这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艺术结合——不再是镜花水月般的幻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碰撞与融合。无论是“中国红”的管风琴，还是圣母喜乐小堂中的祥龙与瑞凤……这些中西艺术结合的产物，是独具一格的装饰和器物，更是东西方在视觉语言与信仰空间中的深情对话。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