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被特朗普政府特赦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Changpeng Zhao，CZ）在X上表示，自己对今年晚些时候将在迪拜举行的币安区块链周上，与另一位web3领军人物Michael Saylor进行面对面会面而感到兴奋，他还提议将Peter Schiff也纳入讨论，因为这可能会促成两位代表比特币行业对立两端的人物间的一场经典辩论。作为回应，Schiff表示Saylor到目前为止已经“拒绝了每一次邀请”，但他仍然愿意就以下主题与赛勒进行辩论：比特币是未来的货币，还是仅仅一个注定要崩溃的去中心化庞氏骗局？最新消息是Schiff确认他将出席这次活动，与 CZ 就比特币的价值与代币化黄金的价值进行辩论。
比特币行业在美国经历了拜登政府的强监管，和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超级利好政策，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正因如此，之前一直在阿联酋迪拜避风头，却在去年突然被捕的CZ，新闻热度一直没有消退过。甚至因为他的妻子和人生伴侣何一之间的八卦故事也一直被吃瓜群众们津津乐道。但是在此消彼长的舆论战中，我一直最不解的问题是CZ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用华裔企业家身份，用中美关系下行的敏感言论为自己开脱。华为曾经经历过比CZ更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危机风浪，但任正非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和媒体采访都非常克制。其他在北美的华裔企业家，从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到Youtube创始人、“Paypal早期帮派”成员的陈士骏，再到加拿大华裔黑莓手机曾经的CEO John Chen、Zoom的创始人Eric Yuan等，无论来自台湾还是内地，无论是在欧美长大还是像我这般研究生才来美国读书工作的普通人，在企业经营或者个人境遇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没有去打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牌。此前《福布斯》的专访文章里CZ说“我的华裔身份又被提起了，好像这很重要”，他所指的不过是国会听证环节中部分议员的质询。TikTok的周受资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质询中，被问过更为无理的问题，包括自己的年薪和家人等，他都没有在任何媒体采访里把这个归类为种族歧视。
更何况如果仔细翻阅公开文件，在联邦政府的起诉文件和最后的判决中，都从未提及过CZ的华裔身份，也没有因此质疑他与亚洲不同国家政府的关系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拜登政府的判决一直是基于此前比特币天然可能带有的洗钱和恐怖组织交易等相关的国际安全金融问题的法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挑战上一届美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上的过度处理，且这也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各大金融巨头和创新模式企业一直在游说和挑战的问题，类似的话术可以帮助他找到更多的盟军友军，然而他却一直要抱着一种深受美国政府欺负和歧视的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殊不知这对已经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的好处，长远来讲，也不会对他的Web3业务有任何的利好。
华裔企业家身份从来不是原罪，也没有原罪，因为美国法律本身不会针对族裔背景进行判罚，这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法律基础。而用“受害者有罪论”博取同情从而影响危机走向的做法，也从来是危机处理的下策。曾经在美国金融市场鼓动过更大风云的“垃圾债券之王”Michael Milken，也曾获得过上一届特朗普政府的特赦，然而他名声和影响力口碑的扭转完全不靠“卖惨”，而是靠做Milken Institute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打赢的翻身仗。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去过Milken主办的洛杉矶年会、伦敦峰会和新加坡亚洲峰会，就会明白他即使现在不再从事金融行业，但在全球政商领域可以做出的议程设置和搅动的资源配对，是有多么的奢侈。他对癌症病症研究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项捐款，依然会赢得喝彩。
在中企出海成为必选项的今天，有企业家为了这种自以为的偏见歧视去换护照，有企业家注册完欧美公司之后，赶紧招聘一位白人男性来代表公司形象，以为这样，就自然而然获得了合规的庇护伞。殊不知，在金融和科技创新领域的监管，从来只是因为技术发展太快，监管需要跟上创新的步伐，因此从立法到执法，都会有矫枉过正的风险，上一届拜登的美国政府，对币安和CZ的判罚、质询和量刑，和他们对美国境内白人黑人西语裔创业的Web3公司基于完全一样的法理，且最后的结果也都类似。甚至美国左派媒体对CZ事件和其对行业的影响报道，都是公正平衡，没有太多的情绪色彩。
马友友贝聿铭等老一辈在美的华人杰出人才创办了百人会，胡适在很多年前创办了华美协进社，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已经经历了70年风雨，然后这些机构和位列其中的企业家捐赠或创始人们，都在用正面而积极的努力一代又一代地改变华裔在美的地位和形象。所以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利用民族和种族主义的“悲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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