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你回家了吗？
中国人总说年关难过，而钱是其中难以躲过的话题。春节，其实是“软阶层”困境的年度大考。在县城的高物价面前，几人能过关？理解县城经济，就是理解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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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铁上，我遇到一个年轻人算春节账本。
高铁来回车票、给爸妈的红包，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红包，还要加上侄子侄女的压岁钱、年货、电影票、KTV、聚餐……随着数字的上升，他的眉头越发紧锁，反正怎么都得一两万，超过三个月工资。
这些清单和数字，也符合社交媒体披露的趋势。2026年春节，按照一些报道，一线城市年轻人返乡的平均开销已经接近2万，部分案例甚至达到3~5万。其中，交通成为大头，从10年前的占比18%上升到现在的27%，成为最大的单项支出。现在，哪怕提前很久刷机票，春节期间的票基本上都是全价。更极端的案例里，不少年轻人哪怕把全年储蓄都押上，可能也凑不够返乡预算。
我在《软阶层》一书中，曾经描述软阶层困境：在经济上行期，你总觉得收入拖当地平均收入后腿，支付完房贷、家用和固定开支以后也所剩无几。而在经济下行期，收入没涨，但支出却是刚性的，物价还在上涨。经历过抢高铁票、抢打折机票，买上大包小包的年货、准备好过年预算等九九八十一难，回家的人们可能会发现，故乡不是那么容易回去的。过去两年春节，中产调侃被自己“穷笑了”，而今年，社交媒体更多议论的是县城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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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故乡已经成为过去，县城发展了，高物价成为春节期间一大话题。2026年春节，很多自媒体都在谈一个问题：县城的物价。
很多消费并不比一二线城市低，甚至超过。一张电影票80，一份手冲咖啡30，300的KTV比比皆是，往往还人满为患。按照尼尔森 IQ 监测数据，2023—2025 年，县城及县级市快消品物价指数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基本持平；其中个人护理品类，县城终端价格较一线城市高出约4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买一根牙膏，在北京、上海买，大概率比在县城便宜。
很多人又惊呼，觉得县城变富了。其实，县城高物价背景，是一线城市的消费乏力。京东的统计显示，县城线下的成交总金额达到一线城市的1.23倍。从全年数据来看，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表现非常好。基本呈现的格局是：一线城市增长乏力，非一线城市表现突出。从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三线城市的社零增长最为突出，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根据贝恩咨询与凯度消费者指数的《2025年中国购物者报告》，2025年中国三四五线城市已成为中国快消品市场的增长引擎，前三季度贡献了80%的增量。从什么时候开始，县城的消费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了北上广深？
这自然涉及到县城经济的特点。任何价格现象，本质上都是供需问题。一线城市的供给往往是充分竞争，也是分散的，春节营业商家减少有限。一家餐厅在工作日可以靠白领，周末可以靠家庭聚餐，节假日可以靠外地游客，全年的客流量相对均衡。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在春节这几天赚够全年的钱。
县城则不一样，上亿人集体返乡，消费需求在短短几天内暴增，而县城的商家数量有限。如果商家还营业，赚的就是一个极限需求。那些电影院、KTV、餐厅平时客流少得可怜。春节不涨价，全年怎么活？例如，一个电影院平时一场电影就几个人，春节期间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商家自然要趁机回本。可以说，几天的反向消费，是县城商家一年的续命血条。
这其实就是县城经济的本质之一，春节消费的繁花似锦，掩饰不了日常经济的空洞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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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流行“县城风”，比如“县城婆罗门”、“小镇贵妇”这些词在社交媒体上也很流行。
不少人回故乡，初看会觉得县城不错，甚至萌生小地方养老打算。确实，县城的公共设施日新月异，因为修得更晚更新，不少大楼或者街道外观并不比一线城市差。人才也在回流，现在不仅很多211、985毕业生回到县城，甚至海归也来到县城。县城也可以买到地道的手冲咖啡，不要说随处可见的奶茶、咖啡和餐饮品牌，甚至很好的手冲、各种主理人餐厅也会出现。各地文旅风生水起，庙会、灯展层出不穷，成为当下为数不多的亮点。
不是说经济在调整吗，县城经济为何那么看起来稳？这些繁华景象，尤其是春节期间的繁华，只是一种滤镜。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现实，那就是宏观周期的差异。
县城是一个中国经济的隐喻，理解县城，才能真正看到了中国，才能理解中国是折叠的，既有县城也有一二线城市。县城和一线城市本质的不同在于，它很多时候是靠财政在支撑，而不是靠市场在支撑。这些城市之间，你要理解他们的本质区别，不能只看到各种高楼大厦和人群的类似。
一线城市主流基本上是靠市场吃饭的。这些地方经济增速一旦放缓，消费马上下滑，所以它们是中国经济的“金丝雀”。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重庆在2025年以16688亿超过了上海，而北京仅为13677亿，负增长2.95%，成为一个消费萎靡的头部城市。一线城市的消费主力主要是市场化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来自于市场。经济不好，市场就会缩水，消费也会收缩。这一波的经济调整，无论外企大厂、金融业，更别说教培和房地产这些高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甚至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其本质更多是依靠财政在支撑，市场的力量感受没那么强。无论企业雇员（主要是国企）还是消费者（体制内成员），他们的收入来自于财政，相对稳定。即使市场波动，财富的转移支付还是比较稳定，体制内的工资照发，消费也照旧。只要这块不发生大的变化，县城的消费就能维持。
更重要的是，从财富感受来讲，一线城市大部分人的资产是以房价为支撑的，房价下跌对一线城市的人打击很大。如果在三四线城市，因为房产交易不那么活跃，而且就算下跌，其下跌幅度也有限，它构成资产的份额也有限，所以财富效应反而相对一线城市没有那么明显。
在春节之前，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流行的纪录片，《不够年轻的我们》。这个纪录片很短，引发了很多讨论。镜头聚焦的是一对35岁的职场夫妻，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背景，夫妻都曾年入百万，也在大城市安家。在失业之后，他们的生活迅速坍塌，陷入一地鸡毛：房贷、焦虑、争吵、冷战、逃离。
类似情况其实不是个案，中年失业在朋友圈比比皆是。对比来看，这些情况在县城更多是隐性的，或者说看不见的。县城经济中，只要有财政支持，各种建设还依旧火热抢手，哪怕看似亏钱，不少承包商还是愿意加入。
本质上，县城和一线城市的经济周期时差，往短来说是三四年，往长来说可能是5到10年。当下，经济的寒风还没有真正吹到县城。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一线在谈失业，谈AI取代人类，谈外部大环境变化，这些感受对于县城来说好像远方的传说，依旧是舞照跳，马照跑，一切都似乎灯红酒绿，大家还是来排队吃火锅，也还可以去商场买买买，而且买到全国都有的品牌。
经济时差的存在，使得县城反而可能是现在感觉很好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以至于很多人想过，在一二线城市挣钱，然后回到县城去躺平，或者计划考公去小地方的人也很多。
然而，类似春节人们发现县城的高物价一样，不少人发现，自己要回到县城并没有那么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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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生活的滤镜，很容易被打碎。
首先，县城的高物价。从春节就可以看出，县城的高物价不是县城变富了，而是春节变贵了。这个“贵”，也是维持阶层地位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其次，经济周期有时差，大城市先冷，县城后冷。现在看起来，一线城市冷，县城热，只是不同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周期的错位。
第三，县城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美好，它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不少地方最好的工作就是体制内，没有在体制内的工作，几乎都是社会盲流，这种情况，似乎四十年来没有本质改变。
但是，哪怕进入体制内工作，也不等于就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就像2025年12月，有一个年轻的魏姓女教师，她在新婚之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在遗言中表明，自己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最大价值就是结婚。她对抗了7年，加上大学前后11年，哭过闹过都没用，最后只有结婚，才是完成所谓最大的任务。
她死前在朋友圈的留言，可以表现出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县城生活样本：一个年轻优秀的女教师，笔试第一名上岸成为在编老师，曾经非常自信。就是这么一位女孩，据说，无论是在课堂做报告还是开会的时候，都无法摆脱被逼迫的婚姻。其实，她之所以无法摆脱婚姻，不在于结婚对象，而在于她的父母。最终，她宁愿走向绝路也要彻底离开。
这其实就是县城的暗黑一面，一个熟人社会，一个全景监狱式的小地方。女老师的死亡当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也打碎了不少关于小地方生活的滤镜。前些年大家都流行说“家贫走四方，族望留原籍”，好像县城的安逸生活唾手可得，其实真实的县城不是这样的。
熟人社会里，多数人互相认识。好的地方有，糟糕的地方也很多。社会就像一个全景监狱，这里的人情是一种硬通货。没有人情的话，你很难在这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在大城市，人是匿名的，选择是关于自己的。但是在县城，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如果不结婚、不进入体制，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成了父母的问题，最终成为家族和邻里的谈资。
本质上，这里说的“县城”不是具体指代，也不是行政概念，而是一种隐喻。很多地方都是“县城”，某种意义上，即使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县城”的一面。
经济下行的潮水最终会淹没所有人。县城的高物价，或者说县城生活的滤镜，最终也会逐渐淡去。最终，一切都会恢复其应该有的原貌。当然，当音乐还没有停的时候，人们不妨继续享受春节的喜悦，团圆的喜悦，哪怕片刻，毕竟大家为此付费不菲。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