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重操旧业，担任了一所英国公立中学的校董（School Governor）。在审阅学校的战略文件时，我惊讶地发现，“Wellbeing”（福祉）这个词出现的高频语境，指的竟然不是学生，而是 教职员工。这与我此前在两所小学担任校董的经验截然不同。在小学，校董会（Governing Board）关注的是如何帮助孩子处理人际关系、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但在中学，整个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似乎变成了：老师们该如何在青春期的荷尔蒙风暴中幸存？
这勾起了我多年前的一段回忆，至今想起仍觉得有些尴尬。
那是在我休产假期间，看着襁褓中的宝宝，我曾萌生过一个念头：也许我可以转行去当老师，这样就有很多寒暑假来陪伴她了。英国的教师入职门槛非常灵活，手持本科学位即可申请政府资助的 PGCE（教育研究生证书）培训项目，如果是紧缺科目，还能拿到丰厚的助学金和奖学金。
我一直有通过教中文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愿景，于是，尽管手持经济学学位和特许会计师证书，我依旧靠着母语者的优势申请了教中文。提交申请后不久，伦敦西区的一所中学向我发出了邀请，约我去体验一天。正是那一天，让我看清了中学教育中残酷的心理博弈。
外语部安排我旁听了三节课。第一节的西班牙语老师是一位不修边幅的男士。教室西边的学生在肆无忌惮地扔纸团，而讲台上的他无精打采地照本宣科，完全游离于喧嚣之外，这是职业倦怠最真实的模样。第二节的法语课是一位妆容精致的女老师，她讲起话来气场全开。她凭借着极高的情绪投入和演讲天赋，让全班都全神贯注地听讲。连毫无法语基础的我，在下课前都鬼使神差地跟着学生做完了测验。
第三节是我最为期盼的中文课，授课的是一位热情随和的中国中年女老师。当她试图用我熟悉的中式英语教学方式，带着浓重口音向学生发出指令：“READ AFTER ME!”（跟我读）时，这句生硬的指令立刻成了被嘲弄的靶子。
“Read what? There’s nothing on the board!”（读什么？黑板上啥也没有！） 全班哄堂大笑。那种青春期特有的、不加掩饰的恶意，让站在讲台上的她显得手足无措。我也莫名地跟着尴尬起来，同时后背发凉。我突然意识到，这里不是我从小被教导“尊师重道”的中国课堂，一旦失去纪律约束，就会迅速演变成一场《蝇王》般的丛林游戏。与高度应试化、纪律边界相对清晰的东亚课堂不同，英国中学强调个体表达与情绪自主，这种价值取向在塑造学生主体性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教师在课堂管理上的情绪消耗。
那天回家后，我立即拒绝了这所学校的试讲邀请，并彻底放弃了这次职业转型。作为一名会计师，我算了一笔“心理账”：中学课堂是一个高情绪需求（High Emotional Demand）的环境。如果我要像那位法语老师那样追求卓越的教学，我就必须每天耗尽我所有的心力。这意味着，当我回家面对自己的女儿时，我将只剩下一具被掏空的躯壳。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直至今日，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遗憾的理性选择。
我的个人选择，只是英国教育人力资本流失的一个缩影。后来我在育儿的路上结识了不同背景的妈妈盟友，才知道我并非唯一打过这个算盘、最终又被现实劝退的“逃兵”。
在英国，中学教师的起薪约为 3 万英镑。这在伦敦勉强能维持生活，但绝不足以补偿那种“每天面对 30 个青春期少年”的心理消耗。这种“薪水-压力”的错配，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英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新教师入职5年的流失率一直维持在 30% 至 33% 左右。这意味着每招募三名新教师，五年后就有一人离开教室。而在物理、数学、计算机这些备受企业高薪青睐的学科，缺口更是惊人。
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撒钱”来止血。目前，如果你申请成为物理或数学老师，政府会提供高达 29,000 英镑的免税助学金或 31,000 英镑的免税奖学金。这几乎等于还没开始工作，就先发了一年的高薪。但这就像是给一个漏水的桶注水，要么努力去补漏水的洞（如改善工作压力、增加心理健康支持），要么只能靠不断加大注水量来维持水位。
英国教育系统的韧性，不仅依赖于政府，更有来自民间机构的支持。比如，由麦肯锡牵头的慈善机构“Teach First”（择优而教），号召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最优秀毕业生，去最贫困的公立学校任教两年。我的一位前精算师同事安东尼就曾去做过数学老师，他觉得那段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非常美好，但薪水不足以支撑他环游世界的梦想，于是两年后，他回到了起薪是教师两倍以上的金融行业。
这种“先教后做”的模式也被应用于公共部门招聘的其他领域，例如儿童社会工作领域的“前线计划”（Frontline）、心理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展望未来计划”（Think Ahead）、伦敦警察厅为期两年的毕业生领导力项目“警察新秀计划”（Police Now）以及监狱官员的“解锁毕业生计划”（Unlocked Graduates）。依靠毕业生的做法虽然杯水车薪，但这也把“去公立学校教书”包装成了一种荣誉塞入年轻人的简历，它成功地激发了年轻一代用自身能力去承担社会责任的荣誉感。
这种古老的“Noblesse Oblige”（位高则责重）不仅限于年轻人。FT 前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女士创立的 Now Teach 机构，专门招募功成名就的资深专业人士。在职业生涯的下半场，银行家、律师、科学家，甚至是人质谈判专家，都身体力行地走进师资匮乏的公立学校。这些老少精英大多奔赴了最需要支援的经济劣势地区。相比之下，英国金字塔尖的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s）虽然只服务于全国 7% 的学生，却凭借国际资本和高昂学费，轻易吸纳了最优质的师资。
那么，处于夹心层的广大中产阶级公立学校靠什么自救？答案是灵活的制度与社区自治。
2010 年，英国《学院法案》（Academies Act 2010）正式出台，标志着系统性教育信托模式在全国正式展开。这个法案源自撒切尔政府在1980年代的去中心化政策的理念，历经实践，最终成为一个标准。它并非简单的“私有化”，而是将学校从地方政府的直接行政控制中部分剥离，转向一种更强调治理结构与问责机制的准企业化模式。我所在的中学作为领军机构，联合了本地区的 13 所中小学组成教育信托。我们接受教育部的资金，但在管理上拥有高度自治权。我们不仅通过统一的财务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让教师在机构内的不同学校间流动，规划更好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为他们提供包括心理咨询热线在内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每个学校都设有由像我这样具备专业技能（财务、法律、教育、企业监管等）的社区志愿者组成的校董会，从战略层面护航学校的治理。
荷尔蒙会让青春期变成一场灾难，孩子、家长、学校无一幸免。正如电影《头脑特工队2》（Inside Out 2）所生动诠释的那样——随着青春期警报拉响，孩子大脑的控制室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焦虑、尴尬、丧气和叛逆砸得稀巴烂。面对这群喜怒无常的“神兽”，单一的教师个体是极其脆弱的，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一个团结的系统来共同应对。
与中国高度统一的教师编制体系不同，英国教育更依赖市场化的人才流动与社会动员机制来填补制度缝隙。 这里从来没有万人瞩目、收入畸高的“名师”。“教师”只是一个朴素的职业，而支撑这个庞大系统的，是一场全社会的接力赛：有抱负的年轻毕业生；寻求人生意义的退役精英；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希望在照顾自己孩子之余、顺便把精力分享出去的家长们，随时准备执棒。
在英国，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也不是政府独自能完成的任务。它是一个社会为未来铺设的路基。虽然路面坑坑洼洼，但总有一群人去填补那些坑洞。然而，这种依靠精英责任感维系的“社会接力赛”，正在迎来新的考验。就在不久前，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对 Lucy Kellaway 的 Now Teach 机构的资助，不少支持公共教育的企业界与知识界人士公开表达了遗憾与担忧。财政如何分配，人才如何流动，制度究竟应依赖理想，还是建立更稳定的激励结构——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一项资助的终止而消失。
青春期的课堂每天照常运转，而围绕它的制度博弈，也悄然进入了新的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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