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紫色，总会想起论语中“恶紫之夺朱也”的那段话。在孔子的美学观里，紫色夺取朱位，实则是秩序的失落与异端的侵扰。有趣的是，在欧洲文化的脉络里，紫色是皇室与贵族的尊荣标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同样也体现在黄色身上。在中国，黄袍是帝王的专属；然而在欧洲，黄色会令人联想到娼妓的服装或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星形标志。这说明，色彩从不中立，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被赋予着不同的性格，被归类于不同的道德维度。
最近去了一趟阿姆斯特丹，参观了梵高美术馆所举办的“Yellow. Beyond Van Gogh’s Colour”（黄色：超越梵高的色彩）特展。馆长戈登克（Emilie Gordenker）告诉我，作为一家以单一艺术家为主题的美术馆，如何让梵高与现下的观众不断产生共鸣，是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YELLOW”以馆藏的那幅叠映了多重黄色调的作品《向日葵》为起点，将视野拓宽至更广阔的人文母题。展览将叙事框架设定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这是一个科学发现与艺术史研究高度重叠的时期。“YELLOW”让观者得以在绘画、时装、乐章与文字之间，重新解构黄色在梵高生命中所留下的印记，进而展开一场跨越全光谱的深度行旅。
梵高热爱黄色！他在给弟弟提奥（Theo van Gogh,1857-1891）的书信中，字里行间总能察觉到那种对于这一色彩的崇拜。对他而言，黄色象征着太阳，是普罗旺斯那份灿烂的光影。我们不难想像，梵高这样一位来自常年阴雨的荷兰的艺术家，在初抵普罗旺斯面对那份明亮的光线与景致时，心中所涌动的震撼。他对黄色抱有始终如一的深情。法国艺术家伯纳德（Emile Bernard,1868-1941）在描写梵高的葬礼时提及，安置遗体的室内四处缀满了金黄的花卉。大丽花与向日葵交织在灵柩四周，黄色自始至终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路途。
根据学者贝利（Martin Bailey）的研究，梵高在阿尔勒驻留期间，在半年内可以用掉66条大号的铬黄。若以画作数量折算，每一幅作品平均消耗了近半条铬黄颜料。他于1889年创作的那幅《向日葵》，堪称这股情感的完美见证。在有限的画布空间内，仅凭藉明度相近的黄色去堆叠出幽深的层次与厚度，需要惊人的气魄。梵高曾感慨自己已倾尽全力，试图熔炼出如金箔般灿烂的色调，来企及他在那个盛夏所追寻的“黄色之高亢音符”（high yellow note）。即便花瓶中的向日葵已有数朵现出凋萎之意，但在那片近乎灼人的金黄背景中，配合他特有的、层叠而厚实的笔触，依然展现出一种执拗且顽强的生命力。他似乎是有意利用这种夺目的明亮，去遮掩生命底色里的忧伤与幽暗。
由于当时的铬黄随时间推移会发生化学变化而褪色，我们今日所见的《向日葵》，已不如画家笔下最初那般鲜亮。唯一的慰藉或许在于，在其短暂的一生里，梵高所凝视的《向日葵》，始终处于色彩最饱满、光影最纯粹的巅峰状态。
对他而言，黄色不仅是调色盘上的颜料，色彩与光线的关系也超越了纯粹的物象规律。梵高曾写道：“一轮太阳，一种光芒，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只能称之为黄色，诸如淡硫磺黄、淡柠檬黄与金色。黄色是多么美丽啊。”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曾在《色彩理论》（Theory of Colours，1810-12）中指出，黄色最接近光的本质。这番见解为后世艺术家在精神层面的探求，提供了一种温润的合法性。比如在寻求灵性觉醒的路途上，黄色逐渐褪去物质世界的表象，转而化作通往超验深处的媒介。
文森特•梵高（1853-1890），《拉撒路的复活》（根据伦勃朗作品创作）（The Raising of Lazarus (after Rembrandt)），纸本油画，图片致谢：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在梵高以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同名版画为原型的作品《拉撒路的复活》中，梵高以一种近乎虔敬的热诚，将原画里晦暗沉郁的背景替换为夺目而纯粹的黄。他在画面上移除了救赎者基督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轮永恒且具备绝对力量的太阳。这似乎暗示着，唯有那股来自阳光的神圣能量，方能促成拉撒路（Lazarus）重生。画中那位留着赤须、面容与梵高极其相似的人物正缓缓苏醒，色彩在此完成了从圣洁光辉到生命唤醒的象征转化。
英国画家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与梵高一样崇拜太阳，他甚至说过“太阳即上帝”。在1846年展出的《赴舞会途中（圣马蒂诺）》（Going to the Ball （San Martino））中，透纳透过对明度与层次的细腻推敲，隐约捕捉了太阳的轮廓。更为关键的是，他利用黄色透露出光线在空间中散发的质感，让色彩成为捕捉自然能量的直接工具。
进入19世纪，煤气灯与电灯相继问世。即使在门窗紧闭的室内，空间也能充盈着灿烂的黄色。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于1910年从俄国初抵巴黎，立刻被这座充满灯火与缤纷色彩的都会震撼。他在隔年完成的《黄色的房间》（The Yellow Room）是他对巴黎印象的总结。在倾斜并富有动感的空间里，室内几乎所有物件都沐浴在暖意流动的黄绿色调中。唯独那只银白的俄式茶炊显得格外醒目。透过门扉，我们还能瞥见室外的夜街。一颗造型奇特的圆球悬挂在天际，散发着深红色的光芒。在这幅画作中，那抹黄色成为了光与温度的共同体。
在19世纪，黄色开始发展出一种骚动且不安的前卫气息。到了世纪末，欧洲的视觉界域已然为这抹带着颓废病态却又异常迷人的色调所浸染。 这与梵高笔下那份炽热且具备超越感的频率有所不同，其文化象征更多地体现在由左拉（Emile Zola,1840-1902）与龚古尔兄弟（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 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等前卫文人所引领的黄色封面平装本。在法国，黄色演化为现代、大胆与颓废的表征。梵高对这类文学颇为着迷，在他看来，这些被称作黄色小说（romans jaunes）的文字，真实地剖析了娼妓与酗酒等社会暗角。然而，在保守的社会氛围里，翻阅这些封面鲜明的书籍，几乎就是叛虐的代名词。诚如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在1891年的《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所描述，当主角的目光落在亨利勋爵寄来的那本黄色书籍时，不过数分钟便已深陷其中，那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一本书，彷佛带着一种令人沉溺且“有毒”的气息。沉重的薰香气息似乎附着在书页上，困扰着大脑，文字引领读者直面世间的罪恶。
黄色小说在法国的声誉，随后在伦敦催生了名为《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前卫季刊。这本杂志前四期的黄黑封面，皆出自年轻插画家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之手。这段历史在英国被称作“黄色九十年代”（Yellow Nineties），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且狭隘的中产阶级规范。
到了1900年前后，黄色在时尚与设计领域全面绽放。它成为当时与所有离奇、大胆且极致现代事物紧密相连的时代象征。
这场展览也探讨了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颜料革命。随着工业技术的演进，化学合成色素相继问世。这些色彩赋予了画布一种天然矿物难以企及的明亮度。梵高最钟爱的是铬黄。在他之前，透纳与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1776-1837）亦被这份亮眼的光彩着迷。
然而，伦敦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辛克莱•杜森（Kirsty Sinclair Dootson）补充，黄色在视觉经验中往往具备某种暧昧的双重性。它一方面连结着黄金与番红花的尊贵与圣洁，另一方面却与毒性、排泄物或是腐朽的物质纠缠不清。比如印度黄就是用母牛尿液炼制，而雌黄（orpiment）则充满了强烈的毒性。
化学合成色素的问世，为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Michel-Eugène Chevreul，1786-1889）提供了研究契机。 他于1839年提出“同时对比定律”，指出当不同颜色并置时，它们在光学上会相互影响，且互补色能使彼此的视觉强度增进。互补色能创造出引人入胜的色彩对比与和谐感。由于当时合成颜料与染料种类繁多，人们迫切需要秩序与指导，谢弗勒尔的理论随即盛行。艺术史学家布朗克（Charles Blanc，1813-1882）从谢弗勒尔的色彩理论发展出《绘画与版画语法》（1867年）。这部着作在艺术圈间深受欢迎，梵高便拥有一本。布朗克将黄与紫、红与绿等互补色组合，描述它们“并列出现时是胜利的盟友，一旦混合则成了敌人”。
展览中有一只梵高的红漆木盒，里面妥贴地收藏着深浅不一的彩色毛线球。他可不是在织毛线，而是为了在不浪费昂贵颜料的情况下，利用缠绕、并列彩色毛线，来观察补色理论所产生的视觉震荡。比如将铬黄毛线与深紫色的线圈交织在一起，藉此体悟黄色是如何在互补色的衬托下，益发显得夺目而温润。
除了描绘物象与传递暖意，黄色如同其他色彩，亦能被用来表达特定的情感或思想。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曾在给梵高信中提到：“是的，你希望绘画的色彩能暗示诗意的想法，这是对的。”这种观念让色彩得到了解放，并产生了创新的效果：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任何颜色。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亦将这些思考织入他的色彩体系。他将黄色视作典型的尘世之色，其鸣响总让人联想起尖锐的小号声。而在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1862-1944）的笔下，黄色则建构起一套更为纯粹且神祕的视觉语汇。展览陈列的《帕西法尔》（Parsifal）是一组由144幅多色抽象作品构成的巨制，溯源自亚瑟王传说中骑士帕西法尔寻求圣杯的壮举。阿夫•克林特将帕西法尔对于灵性知识与神圣性的追寻，描摹为一场跨越不同维度与意识层级的色彩行旅。在神智学的解读里，黄色象征着强烈的洞察力，色彩在此脱离了具象形式的束缚，引领观者通往更深邃的精神超验境界。
“Yellow. Beyond Van Gogh’s Colour”展览现场，图为观众在观看Olafur Eliasson的装置作品，摄影：Michael Floor这段关于黄色的旅程，亦带领观众穿梭于当代艺术、听觉与嗅觉之间。丹麦裔冰岛籍艺术家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透过单色光源装置挑战观者的生理觉受，使色彩呈现出一股具备压迫感的物理存在，迫使我们在饱和的黄光中重新审视自我的感知边界。
调香师玛丽•于格诺（Marie Huguenot）为了捕捉梵高笔下《收割者》那份炽热，撷取了柑橘果实特有的跃动感，以此模拟南法烈日下的空气震荡，并辅以烟草略带干涩的质地，还原出盛夏麦草的呼吸。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学生瓦尔斯特拉（Guusje Walstra）则针对夏加尔的《黄色的房间》创作了专属曲目。瓦尔斯特拉提及，这幅画对她而言极具叙事感且显得怪诞，甚至带着几分慑人的气息。她试图用旋律去探寻画家在挥毫之际的心境。
这场跨越感官的展览印证了黄色的多重性格。它既有温度，也有灵性；它象征现代化，也带着颓废的影子。犹如歌德在《色彩理论》中所言，黄色是一种愉快、柔和且充满喜悦的颜色，然而在光线不足时，它会迅速变得令人不悦。黄色就是如此充满了矛盾与暧昧。
在我看来，这场展览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黄色如何从工业革命的化学产物，演变为跨越绘画、嗅觉与听觉的感官媒介，并在神圣与颓废、理性与直觉的对峙中，建构出人类文化里复杂且动荡的色彩图谱。 当太阳升起，或是下回在街头偶遇一位身着黄色时装的女子，我脑海中的联想势必会如光谱般向四方绽放。这恰恰呼应了这场展览最为成功之处，它启迪了人们对色彩的无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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