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Enodo Economics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并任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国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高级研究员。
2026年1月，当习近平关于建设金融强国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理论发表时，一场可以预见的争论随之而来：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
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支撑这一判断的证据大体也没错：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仅为1.9%，而这一比例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此外，由于多年来的行政干预，北京方面存在信誉赤字。讨论似乎可以就此“盖棺定论”。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中国实际上正在做什么，忽略了即便人民币永远成不了储备货币，这件事为何仍然重要，同时也忽略了这一进程本身将如何推高留在美元体系内的成本。
先从基础设施说起。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初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在目睹了美国对美元体系准入的操控，乃至将其武器化后，北京方面得出结论：依赖美元基础设施是一种战略上的脆弱性。当务之急是建立掌控：打造一套由中国自主掌握的支付“管道”。2015年推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起初并不顺畅，成本也高于美元结算体系，且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国有银行施加压力来维持运转。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一个建立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开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到2025年底累计处理交易额已达560亿美元，较2022年2200万美元的试点规模增长了2500倍。过去需要数天才能完成的转账，如今几秒钟内即可完成，成本也因此大幅下降。
CIPS越来越多地使用自有报文系统，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则完全绕开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结算活动转移到Swift“视线”之外的基础设施上，基于Swift统计的支付份额，可能会低估人民币的实际使用情况。最显见的证据来自贸易融资。虽然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仍仅为3.1%左右，但其在全球贸易融资市场的份额已达到约8.5%。这种数据的背离极其重要。贸易融资正是企业决定营运资金和融资币种选择的关键环节，也是美元网络效应最先开始松动的地方。
然而，支付和贸易融资的转移并不必然意味着转化为人民币持有。正因如此，中国下一阶段的努力聚焦于更深、更广、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发展固定收益市场，扩大允许外国基金经理通过香港交易中国债券的“债券通”(Bond Connect)机制，以及通过银行和金融中心在境外建立人民币资金池。虽然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速度非常缓慢。
但在这一篇章撰写之前，支付转移就已经产生了影响。美元的融资成本低不仅源于美国利率水平，更反映其规模、使用习惯及持续交易使用。用美元结算贸易时，企业赚美元，持有美元营运资金，并通过银行和市场循环使用美元。如果人民币结算成本显著降低且贸易结算转移大幅增长，企业将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产生或持有美元。由贸易产生的有机美元流动性就会减少，导致美元融资对仍有需求的企业变得稀缺。
这种影响并非通过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体现，而是通过交易利差扩大和非美国企业美元整体融资成本上升体现。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据8.5%虽不足以颠覆美元体系，但仍然能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中国作为美元流动性的结构性供应者的角色减弱，这种影响将进一步加剧。多年来，中国贸易顺差通过投资美国国债和全球融资市场，默默为美国境外美元流动性提供补贴。人民币结算成本降低将削弱这种供给。美元融资不会崩溃。但早在美国借款人真正感受到冲击很久之前，它就会变得更加间断性、更易受压力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更加昂贵。
这一切都不需要人民币取代美元。只需足够多的交易转移，美元网络优势便会从边缘位置被逐渐削弱。实现这一切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存在，而且非中国机构也开始使用它。2024年10月，汇丰香港作为直接参与者加入CIPS，随后亚洲、非洲及海湾地区的多家银行相继加入。那些等待储备数据来确认情况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美元融资成本早已悄然发生变化。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