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塔林的夜间公交似乎不太靠谱，谷歌地图上显示要途经的站点它都绕道而行，来回上了几班夜车，结果全都偏离了既定的方向。更恼人的是，路面上厚厚的积雪以及一滩滩混杂着泥泞的融水，它们逐渐地浸湿了我的鞋子。
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起了个大早，来到塔林的老城，早晨的阳光清透，映照得雪地中漫射出一道浅浅的柔光。老城的大部分建筑都还没有开门迎客，然而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坦克与装甲车，以及不少身穿军装的士兵。这是2025年的2月24日，我一时猜测这与乌克兰战争的周年纪念有关。
“一会儿有游行吗？”我问一位英姿飒爽身着军大衣的士兵。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独立日。”他笑着回答道。
这位士兵戴着一副蓝色与白色组成的臂章，乍一看有点像以色列的国旗，但其实那也是爱沙尼亚的主色调。后来的一位导游向我拆解爱沙尼亚国旗的颜色，他拿出了一幅艺术风景照，三个分明的色域一目了然——蓝色自然指的是无垠的天空，白色也容易理解，它是一望无际的雪原，而中间的黑色，则是神秘的波罗的海的北欧森林。
我此刻站立的塔林自由广场是这个国家最具标志性的公共空间。独立战争胜利纪念柱矗立在广场一侧，它通体莹白，由玻璃与金属构成，顶端是一个醒目的十字架，在晴天时几乎会反射出一种近乎冷峻的光，晚上在灯光的映衬下，它又会显出某种如同青铜的颜色。
广场的两侧，你可以同时看到不同历史时间层的叠合。一侧是中世纪的老城，城墙与教堂构成了典型的汉萨同盟城市景观；另一侧，跨过宽阔的马路则是更为现代的建筑，玻璃幕墙与商业空间逐渐向外延展。
Gemini告诉我，今天会有一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大约在会在上午11点开始，地点就在自由广场，因为独立日活动，周围的公共交通都需要绕行。此刻是上午八点，这意味着我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老城里悠哉闲逛。
塔林老城街景步上老城又几十级台阶的缓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巍峨的教堂，它的“洋葱头”表明这属于东正教。谷歌地图显示这座教堂名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这个名字瞬间吸引了注意。骤然意识到，这定将是个有趣的素材——每一位游记作者都像一个特殊的猎人，喜欢在旅途中寻找冲突与张力、悖论和矛盾，“猎物”出现了。
“涅夫斯基”，一个赫赫有名的俄国姓氏，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不会对它感到陌生。1242年，在尚未解冻的楚德湖上，古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将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冰面上带领他的军队击退了来自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它几乎奠定了此后数个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基本版图。这场战役阻止了拉丁基督教势力继续向东推进，一条疆界从此开始确立，东正教文明在此以东得以延续。
圣彼得堡那条著名的涅瓦大街，另一个名字就是涅夫斯基大街。著名的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也创作过名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曲子，它最初被用于苏联名导爱森斯坦1938年的同名电影中那段精彩的“冰上之战”。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俄罗斯当代指挥大师捷杰耶夫随同他的乐团前些年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曾经演奏过此一曲目，然而鲜有人意识到，当晚的曲目表，暗含着这样一层与军事历史相关的况味，它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捷杰耶夫在2022年2月后被西方集体拒演的一些隐秘的事因。
这座教堂原来建于1894年至1900年间，当时爱沙尼亚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沙皇政府特意选择将其建在塔林老城的最高点——座堂山（Toompea），著名的“座堂山城堡”在教堂的卧榻之侧，这座建筑如今仍是爱沙尼亚议会的所在地。在当地人看来，这种选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旨在向世人展示俄国东正教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地位。
东正教的空间的确有一种令人屏息的肃穆感，在黑暗中，人们信仰的光芒反而得以澄明。推门而入，乳香的香气扑面而来，令人飘飘欲仙。和新教教堂那种敞亮的气氛不同，正教教堂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仪式感，执事与祭司们总是穿着华丽的圣衣，几盏吊灯悬在穹顶之下，但光线被刻意压低，更多的照明来自分布在四周的蜡烛，火苗轻微晃动，使整座空间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明暗之间；教堂内部被一道高大的圣像壁隔开，上面密密排列着圣像画，人物面容细长而平静，拜占庭风格不重肖似，但求一种抽象与超越的精神境界，和尘世的景象判若云泥。与教堂外热闹的独立日音乐、礼炮与人群的喧嚷声比起来，这里的确是另一个世界。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在爱沙尼亚第一次从俄国独立的1918年后，成为了民族主义者们的眼中钉。1924年，爱沙尼亚议会和政府曾正式讨论并计划拆除这座教堂，但由于教堂建筑本身极其宏大稳固，拆除费用过于昂贵加之东正教群体的强烈反对，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然而，这个名字在塔林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尤其是在俄罗斯再次成为了波罗的海国家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的今天，教堂所处的敏感位置与其象征意义让它重新变得尴尬。
2
士兵们的衣袖上绣着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国旗的臂章，市民们排着队与军人合照。军用吉普和皮卡插着各番号的旗帜，士兵们下车相互寒暄，也与行人互动；有一位士兵将坦克的舱门打开，坐在顶部悠闲地点起一支烟抽了起来，透亮的光线把他的剪影勾勒得更加伟岸。塔林老城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装甲车硕大的体型显得有点拥挤，市民们排着队靠在护栏的两侧，秩序井然，有一位士兵在给空手而来的观众们分发国旗，他也慷慨地送给了我一面。
已经10点多了，天光明媚，但气温并不见转暖，人们呼出的气息凝成一团团白雾，但这丝毫不影响人群的热情。远处即将接受检阅的方阵带着不同国家的旗帜，他们基本都来自北约成员国，编制不大，更多是献上一份盟友之仪，英国只派出了四名士兵，法国相比起来则显得齐整许多；美国的星条旗尤其醒目，这个大洋彼岸三心二意的盟友似乎仍然受到东欧人的青睐，许多人热情地上前与美军合影。
越靠近主会场，道路越是水泄不通。许多戴着针织帽的孩子骑在大人的肩上，他们拥有良好的视角，这将是一堂隆重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无缘挤进会场的民众，则围在自由广场旁一个大屏幕收看会场内的实况，所有人都仰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爱沙尼亚人的爱国热情令人惊讶，在欧洲，你已经很难看到人民自发地唱国歌、挥舞国旗的景象，民众们自发上街，把马路堵得满满当当，只为听一场总统的发言。看惯了西方的自由派们总是在抗议游行和扔燃烧瓶的画面，重新见到这样万众一心的场景，让我居然有一种久违的触动。当西欧人醉心于反叛之时，东欧似乎仍然记得团结与忠诚之重要。
爱沙尼亚的常备军人数不足一万，它只有4到5万的后备役部队；然而它没有空军，没有大型舰艇，陆军也只以轻型装备为主，它的防御基本都依靠北约驻国部队的轮驻。在俄乌战火爆发后，国防安全重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爱沙尼亚北方长期秉持中立外交路线的芬兰也在2023年战战兢兢地投入了北约的怀抱。小小的爱沙尼亚，在东边野心勃勃的巨人面前吹弹可破，它们之间的天然疆界，只有南北走向的楚德湖，以及楚德湖与芬兰湾之间窄窄的纳尔瓦走廊——这里正是1918年爱沙尼亚独立战争苏俄红军首先染指之地，芬兰的志愿军加入战团后，双方军队又在此反复拉锯；1944年，德军则在纳尔瓦河以西建立了著名的“坦能堡防线”，这个走廊地带再次成为苏军“波罗的海攻势”中的绞肉机。
3
站在塔林港的海边，冬天的海风令人打颤。这片水域在北部与芬兰湾相连，它的隔岸遥遥相对的便是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如果打开世界地图，赫然会发现，塔林与赫尔辛基分别从两侧锁住了芬兰湾，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蜗居在芬兰湾的东侧，则像是被扼住了喉咙，又像一个浑身筋肉的巨人穿上了一层薄薄的衬衣，它眼看将要崩开。当芬兰与瑞典在加入北约后，西方盟国加大了在波罗的海的演习密度，他们试图加强北约脆弱的东翼的守卫，然而这些军舰相比于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规模仍是杯水车薪；当美国人选择战略收缩，首当其冲的便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
接送我的Bolt司机是个话痨，他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谈天论地，他似乎尤其醉心于历史。我让他告诉我一些关于“独立日”的知识，他居然能从爱沙尼亚的历史一直向东延伸去，谈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出租车上听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中国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样的历史名词的感觉很是新鲜，有点像和异性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对方就开始谈起原生家庭，我一时错愕。
塔林的街景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名词在爱沙尼亚其实并不冷僻，关于爱沙尼亚历史的论文几乎无法绕开，它的知名度也许就像《南京条约》之于中国近代史一样，妇孺皆知。对于过去，它提醒着人们国家失去独立的历史，对于未来，它是一种难以抹去的危机感。斯大林与希特勒狼狈为奸，他们早在瓜分波兰前就秘密敲定了东欧诸国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分赃不均，苏德最终还是在1941年兵戎相见。
“庆祝独立日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是一件大事。”司机喜形于色，尽管他还在忙碌地接单，但今天是爱沙尼亚全国的公共假期。我掏出了那位士兵送给我的国旗向他展示，并且向他道了声节日快乐。
这一条约也促成了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心态，它在学术界被称作“波罗的海例外论”（Baltic exceptionalism）——尽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样是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40年的“加入”更接近一次被迫完成的吞并，而非内生的制度选择，它未经任何民众的表决或授权；从这个视角上看，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此后半个世纪的统治，在它的甫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它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媾和的产物。而进一步要追问的问题是：既然纳粹早已被历史贬入另册，纳粹的共谋者却又缘何未被清算呢？
这种起点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苏联叙事中的位置始终暧昧。这也是为什么，爱沙尼亚独立日庆祝的其实是1918年2月24日《爱沙尼亚人民宣言》的发表，而非1989年或者1991年的某一个时刻——因为根据波罗的海国家自身“国家连续性”（State Continuity）的理论，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在1940年消失和中断，它只是暂时被占领了；相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例外论”的史观会认为，它们甚至从未属于苏联，那半个世纪时间里都处在一种莫斯科一厢情愿的非法状态中。
我接着问道：“波罗的海人，怎么看待中国？你们会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作一个阵营的吗？” 司机似乎略过了我的后半句话：“中国……中国非常聪明，它不像美国和欧洲，美国人总是很高调，然而中国人却很沉默。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同时，它也很沉默。”
塔林老城的餐厅“为什么爱沙尼亚人的英语如此之好？”我问道。
这绝非奉承。这位普通的Bolt司机的语速比我的大学文科教授还要快。我观察到，一路上遇见的所有餐厅服务生和路边摊贩，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这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依靠贸易、依靠进出口，我们需要和西方打交道。爱沙尼亚很不一样，我们认同西方，我小时候都是听着美国的流行歌长大的。”
这种与西方的遥远关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中世纪，塔林早在13世纪就已是汉萨同盟的重要节点，西至伦敦、东至俄国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中世纪欧洲围绕波罗的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商船在波罗的海上往来穿梭，货物、语言与习俗随之一并流动。
塔林的街景悠久的汉萨同盟的商业史奠定了爱沙尼亚人对于“连接”的信念，在当代，这里是互联网IT行业的前沿阵地，它素有“波罗的海硅谷”之称，诞生了多款享誉世界的应用软件，像欧洲随处可见的、与Uber并驾齐驱的打车软件Bolt，以及曾经红极一时的社交媒体Skype，都出自爱沙尼亚的程序员之手。对这个港口城市而言，他们早已生活在一个互联的“网络”之中，与外界的交通是一种延续已久的文化母题。
正因如此，当历史的潮水反复将它推向东方，推向铁幕另一头的沉闷与困塞，它才会显得如此不安。塔林的历史方位感，并不是在冷战结束后才被重新校准的，它更像是一种从未丧失的惯性和本能。这也可以解释，1989年那场著名的“波罗的海之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总计约莫600万人口中的200万人走上街头，手牵着手形成一道超过675公里的人链，寻求他们古已有之的自由与链接，成为了他们重新申明自身独立性的响亮名片。
4
爱沙尼亚被普遍视作全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占到了五成以上。这一定程度上要归根于其位于边陲的地缘位置，在丹麦与德意志人到来之前，大多数爱沙尼亚仍然信仰北欧原始异教，崇拜自然中的古木、湖泊与森林中的精灵。
然而，爱沙尼亚却也意外地曾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它大概率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在老城的北侧，圣奥拉夫教堂的塔尖直直地插入天穹，它如今的高度是124米，这座尖顶经过多次雷击与火灾而又屡次改建，在它的鼎盛之时，其高度最高曾经达到过159米。这并非意味着爱沙尼亚人对上帝的信仰就要比欧洲其他地区来得虔诚，事实上，这里的信仰一直是被外部移植的，它的统治阶层来自德意志和丹麦的骑士与商人，这些人富有继而虔诚，重要的现实因素是，巨大的尖塔在茫茫大海上是一个清晰的坐标，能够指引汉萨同盟的商船穿越芬兰湾。
芬兰湾而到了苏联时期，这座足以俯瞰全城的塔尖用作发射塔和监视点；原本指向上帝的垂线，又被改写成了指向信号与权力的装置，它变成了一种世俗政治的控制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思“独立”对于爱沙尼亚人的意义，它或许意味着双重的拒绝：一方面它拒绝拉丁主导的欧洲，准确来说是西欧强行植入的基督教秩序；另一方面，它拒绝俄国从东方输入的东正教文明亦或斯大林主义。
塔林老城全景，图中最高的建筑为圣奥拉夫教堂学者Francis Young在他近期出版的著述《诸神的沉默：欧洲最后异教民族的秘史》（Silence of the Gods: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s Last Pagan Peoples)中，认为，爱沙尼亚人在面对从德意志骑士团与神职人员时，采取了一种“表面服从，实则沉默”的策略，这种策略让本土信仰在权力的缝隙中得以存活；而另一边厢，条顿骑士团也在“养寇自重”，只要当地人仍然保持着异教信仰，骑士团就有充足的理由维持其在此地的军事统治与土地占有。
在爱沙尼亚人的历史记忆中，“森林”似乎占据了图腾般的位置。这个国家的一半以上面积由森林构成，当远方的征服者来袭，爱沙尼亚的农民们就会撤退进被称作“沼泽堡垒”的深山密林里。它们国旗中那个黑色的部分象征着土地与苦难，也如同不可穿透的丛林，在古老的异教传说中，这些森林里居住着守护神或半人半神的自然之灵。
一种自然与建筑的对峙在这里折射出某种“文明冲突”的况味，教堂与商栈属于骑士团与地主，它们意味着税收、管理与被除魅的文明，但那些森林，那些隐遁的部分是统治者的权力无法触及的边缘地带。
这为之后20世纪著名的“森林兄弟”提供了抵抗的图谱，“森林兄弟”是二战前后活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类地下抵抗者的统称，主要出现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940年，当苏联第一次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时，一些人为了躲避逮捕、征兵或政治清洗，开始逃入森林；而到了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之后，这种零散的逃避逐渐演变成更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其成员来源复杂，有战前的军人，也有普通农民、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曾经与德军合作但不愿接受苏联统治的人。他们在林中搭建隐蔽的地堡，依靠熟悉地形进行小规模游击行动，同时依赖周边村庄提供食物和情报。苏联方面则通过清剿、渗透和大规模人口迁移来切断这种联系，到1950年代中期，这种抵抗基本被压制，但仍有极少数人长期潜伏，甚至延续到更晚的年代。
塔林老城一尊母鹿的雕像所有这些遥远的传说、古老的信仰与晚近的抵抗，都在强化着一个虽然弱小但是久远的民族故事，它关于自由、坚韧，以及一种藏匿于北欧森林的，无法被帝国理性的手电筒所探照到的神秘。对俄国人来说，历史也许是一头沉重低吼、足以撕裂林地的灰熊；美国人眼中的历史，或许是一群无拘无束自由啸叫的野马；而爱沙尼亚人所想象的历史，是一只雀跃、灵巧、纤细，而在密林之中行踪扑朔迷离的母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图片摄影：范力文，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