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6.2,"text":"时不时在时政群里看到关于“国民性”的争论，最近又看到有人批判，一直想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我自己转发某地农村热烈欢迎一个当年被比利时夫妇收养的弃婴回家“认祖”的视频，也配了“混得好是女儿，混得不好是弃儿。这就是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评语。"}],[{"start":26.62,"text":"“改造国民性”是中国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见端倪，后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集大成。这些小说旨在批判当时中国人自私、麻木、奴性等特征，并以此鞭策国人反思、觉醒和进步。"}],[{"start":47.35,"text":"说到鲁迅，马上会联想到胡适以及二人的不同取向之争。相比鲁迅，胡适是一个更“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其特点是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譬如1931年“国难会议”之后，他和“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争论。梁漱溟这些人的观点就是中国人还不适合搞民主，不如先从事建设和乡村教育，等到条件成熟再论其它。但胡适代表的自由派则认为，民主不需要“训政”，也不是教育出来的。你给老百姓政治自由，他们自然能够通过学习和试错把民主权利行使得不错。他举的例子也很有启发：学弹琴得先有琴可弹，学游泳得先下水。如果老百姓根本没有践行民主的机会，然后就说他们“搞不了民主”——这不是耍流氓吗？"}],[{"start":98.12,"text":"胡适和鲁迅都未必是简单的制度决定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胡适未必否定文化的重要性，鲁迅也未必否定制度的重要性。但制度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复杂关系，基本道理还是得说清楚。我对“国民性”的看法如下。"}],[{"start":116,"text":"第一，“国民性”是存在的。它无非是指多数国民在制度和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一种持久偏好或行为特征。譬如在专制政治下，绝大多数人都不敢也不知道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政治恐惧、麻木、谄媚等恶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这样的现象极其常见，不容也没必要否认。"}],[{"start":142.04,"text":"第二，“国民性”是一个统计性而非整体性概念，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因为不存在整体意义上的“国民”。任何有意义的概念都是个体性概念，“国民”也同样因人而异。即便在“反右”、“文革”甚嚣尘上的年代，也有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王佩英这样的勇士。它只是说，在特定制度下，特定民族中的多数人都会有某种思维或行为倾向，但这个大的论断之下显然有个体例外。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显然不是说全体中国人都很丑。中国改革40年之后，社会已有相当的自由度，个体差异尤其明显。"}],[{"start":182.87,"text":"第三，如果把“国民性”整体化，很容易走向悲观主义、种族主义甚至反人类主义。时不时会有人问我：“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言下之意，众多国人的思维和判断力还停留在原始阶段，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有些人甚至断言，这个民族的“基因”从一开始就接错了，所以永无出头之日。或者说，这个民族只有“灭掉”才能“重生”……"}],[{"start":211.79000000000002,"text":"在这类思维指导下，许多“自由派”想方设法“润”出国，实际上是让这类想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果追求自由的人真的全都走了，这个民族的自由靠谁实现呢？这些人也许在想，只能靠“美国大兵”拯救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内部变革的可能性。但美国连阿富汗都“拯救”不了，还能拯救中国吗？外部推动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代替不了内部动力。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start":245.34000000000003,"text":"现实中，我们当然是没有必要那么悲观的，因为只要稍微深入社会实际，你会发现今天有许多热心勇敢的国民。也许他们还不够多，也许他们做得更好，也许他们只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但历史未必是多数人创造的。只要合格公民的占比达到某个临界点，变革就有可能发生。"}],[{"start":267.74,"text":"第四，拒绝悲观的终极理由是“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它更多只是描述了行为表象，而非现象背后的原因。换言之，它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应变量而非自变量。制度变了，“国民性”也会随之改变。譬如有人在我转发的弃婴视频下留言，当年十分普遍的农村弃婴现象有可能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现在似乎好多了。"}],[{"start":294.72,"text":"中国人也许确实比较懦弱，美国人看上去更勇于维权，但那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比中国人勇敢，而只是因为美国的制度更鼓励维权，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选举权的风险更小，“民告官”的胜算也更大，而诸如此类的制度激励会养成人民积极维权的行为习惯而已。"}],[{"start":315.40000000000003,"text":"另外，也别以为“美国人都这样”。我在朋友圈转发一篇相关文章时评论，ABC、Meta这类大媒体平台明明可以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胜诉，却选择向特朗普投降并支付巨额赔偿。这样的美国媒体比中国当年的“南方系”差多了！换在更宽松的制度环境下，焉知中国媒体不如人？"}],[{"start":337.49,"text":"第五，反过来，也不能忽视“国民性”的巨大惯性，因为人们脑子里的想法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只有通过代际传承、移风易俗慢慢变革。“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却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容易变，但没有文化的支持，变了也很难维持。长期专制形成的思维和民主政治格格不入，民主得不到国民的广泛支持就很难维持下去。这可以解释民国以及当代许多转型国家的失败。"}],[{"start":368.95,"text":"更何况制度和文化互为因果。在只能依靠自主变革的国家，制度变革本身需要国民觉醒。这样就产生了鸡和蛋的难题：“改造国民性”需要制度变革，但制度变革又需要相对先进的公民素养……这种卡壳也很正常，政治转型对哪个国家都不容易，何况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当然，二者也不是处在严格锁死这种状态。目前的制度环境和“完美”不沾边，但自我启蒙仍然在进行着。虽不足以撬动制度变革，至少可以为未来可能的变革做点准备——至少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认知差距，而不是像百年前那样天真地轻信某些貌似天然正确的理念，而这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start":414.34,"text":"换言之，“国民性”可以改，但不仅改革不易，而且会对制度变革产生障碍。今天，我们要重视这种障碍，尤其不要因为有人批判“国民性”就跳脚。任何民族都可能有问题，像鲁迅或柏杨那样把问题揭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当然，对造成“国民性”的原因可以具体分析，而不要堕入整体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前提是要心平气和地让人把话说出来。"}],[{"start":443.03,"text":"最后，“改造国民性”是一个极危险的提法，因为它忽略和掩盖了太多的问题。首先是主语——谁来改造？你不也是国民的一份子吗？凭什么你能“改造”别人？其次是心态和手段。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多半是怒其不争、急火攻心，用意也许是好的，为了国家富强、人民“觉醒”云云，但结果往往是赋予天降大任的“改造者”太大的权力，最后硬生生造出一个极权体制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无疑比问题本身糟糕得多。"}],[{"start":476.53,"text":"毋庸讳言，“国民性”需要改良，但改良的主体是国民自己。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要像胡适那样，把矛头集中在制度上。只要制度有所松动，国民自己就能在自由实践过程中改变一些不良习性。譬如计划体制下的国民显得很懒惰，但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就变得很勤奋，可见懒惰并非他们的天性。如果批评政府的言论有自由，监督政府履职的国民自然会多起来。如果选举有意义了，国民也会更加积极地投票。"}],[{"start":510.96,"text":"当然，既然“国民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改良就不能急火攻心。譬如开放选举，如果国民的认知和觉悟一时跟不上，确实需要积累政治经验，那就不可能一下子放开全国大选，而只能从基层选举开始，逐级向上扩展直选。当国民智慧不足以判断全国甚至国际问题时，贸然放开是极度危险的。但基层选举能帮助国民培养精打细算、知己识人的能力，而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精髓。"}],[{"start":542.42,"text":"综上，我认为“国民性”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只是在使用的时候要多加几个小心，不要变成无谓的骂人。既然我们自己也是国民，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不妨多指向自己，少针对虚无缥缈的整体。"}],[{"start":558.51,"text":"（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2814595_660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