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门用于保护全球热带森林的史上最大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基金，被认为将是本月在巴西亚马逊城市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巴西总统卢拉盛赞这一方案将证明“让森林站着比砍下更值钱是可能的”，它将“通过真正的经济激励改变热带森林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会前已有十余个国家、至少两个多边组织，以及一众国际环境NGO表达了对它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批评和担忧，背后，是环境危机的紧迫性与有限的政治和融资选项之间的紧张关系。
“永远的热带森林基金”（Tropical Forest Forever Facility，缩写TFFF，亦有译作“永远的热带雨林基金”）由巴西政府在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上提出，计划汇聚一个1250亿美元的资金池，用其投资收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最多74个发展中热带森林国家按每公顷存续森林4美元的标准支付保护资金。预计这将每年为全球热带森林提供近3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大致与当前全球投向全部类型森林的国际援助资金总量29亿美元相当。
除了规模大之外，其创新的混合融资模式也引人关注。其1250美元资金池分为250亿的“赞助方资本”和1000亿的“优先债务”两部分。前者将主要以贷款形式向富裕国家政府和大型慈善基金会募集，后者则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向机构投资者发债募集。TFFF将分别参照美国长期国债和AAA信用评级债券的收益率为两类资金支付约5%的利息，但是如果基金投资发生亏损，“赞助方资本”将率先承担损失。有了公共资金的这层缓冲，TFFF就有望获得AAA评级，从而以低利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撬动四倍资金——1000亿美元。
然后是投资增值。TFFF目前计划将这笔资金全部投向发展中国家公共和企业债券，以套取发展中国家融资成本与基金自身的低融资成本之间的利差——根据TFFF当前方案估计，其为获得资金支付的是约5.3%的利息，而从发展中发债国收到的利息则达到约8.3%，两者存在约3%的利差。这使得该基金在理想状态下每年能获得37.5亿美元的收益。
最后是资金的拨付。TFFF向热带森林国家拨款的标准是每公顷现存森林4美元，但为了激励受款国保护森林，它还设计了一个扣除机制：对年度毁林（或森林退化）率小于0.3%的国家，对每公顷毁林扣除100公顷的拨款，即400美元；而如果毁林率达到0.3～0.5%，那么扣除翻倍，达到每公顷800美元。只有毁林率不高于0.5%的热带森林国家才有资格加入TFFF。此外，TFFF要求受款国必须将不少于20%的拨款直接用于原住民和本地社区居民，因为这些群体长期以来与森林共存、为森林保护作出贡献，却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仅获得全球每年全部森林保护资金的0.4%。
这套创新模式被认为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首先是它拓展了国际森林、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资金来源。
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森林保护资金长期严重不足，且缺乏加大投入的政治动力，美国更是退出《巴黎协定》，一笔勾销其根据协定提供气候资金的责任。发达国家长期要求动员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国际环境保护，缓解自身投入公帑的压力。但是私人资本投入森林保护盈利模式不清晰、周期长、风险高，因此目前全球只有9%的森林保护资金来自私营部门。而TFFF通过让发达国家以投资而非赠款的形式投入，撬动数倍私人资金并获得稳定投资收益，为热带森林保护提供可预期的长期资金，被认为是另辟蹊径、打破政治僵局。
另外，同样的理由，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对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更容易打破政治禁忌，向全球森林保护注资。发展中国家不负有根据国际公约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资金的义务，中国等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发达国家要求其贡献资金的要求。TFFF有望让这些国家也拿出钱来撬动私人资金，扩大全球资金盘。
其次，TFFF也被认为相较于同样借助市场和私人资金的碳市场模式具有诸多优势，并对它构成补充。
TFFF比林业碳积分（亦称“碳信用”）项目更加简单明了。它使用卫星图片计算现存森林面积和毁林面积，根据面积直接计算付款金额。而碳积分项目需要测算并不直观可见的碳储量，需要设定“基准线”（即没有资金注入的情况下预期的毁林水平）和确定“额外性”（即证明如果没有碳市场的资金森林就会被毁掉或不会被修复，因而资金带来的减碳是“额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常常相当蹊跷——如何确定一片森林若没有资金就会被毁掉，如果它已经被政府列为保护对象，只是执法仍存在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大量碳积分项目存在夸大基准碳排放的情况。
另外，相比碳市场，TFFF回报的是“站着的森林”，而不止是森林所储的碳，因此它更能看到森林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从承载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到出产农林复合产品从而创造本土生计。由于太看重碳，导致出现碳积分项目大量使用外来单一树种造林导致破坏本土生物多样性的现象。而TFFF会更有助于保护和修复天然林、原始森林，而非人工林。此外，在国际民间组织争取下，TFFF最新版方案中加入了至少20%的资金需拨付给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要求。这有望改变部分碳积分项目歧视本土社区的弊端，其中一些克扣本土社区应获资金，另一些甚至不惜将他们从家园驱逐。
另一个差别是，碳积分模式通常针对的是毁林严重的地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凸显碳市场资金带来的减排成果。但是当毁林水平降下来、保护成为常态之后，森林却反而得不到碳市场的眷顾。TFFF有助于改变这一情况，让良好的森林保护实践本身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TFFF要求受其资助的热带森林国家毁林率不高于0.5%的部分理由，因为这样可以让它与新兴的以国家或次国家级行政区为单位实施的JREDD+大型碳积分项目形成互补，避免冲突。
对TFFF的批评和疑虑则主要在于：它或许有利于保护森林，但是它是否对发展中国家公平，是否会固化它们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利处境。
由全球133家NGO和原住民组织组成的全球森林联盟（Global Forest Coalition）在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TFFF径直称为“虚假解决方案”。他们认为，热带森林国家需要的是可预期、持续的资金，但是通过TFFF在投资亏损的情况下会缩减、延缓甚至终止资金拨付。报告认为，TFFF方案中称根据“历史先例”，该基金亏损只可能在“例外情况下”出现，但是在气候与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所谓的“例外情况”正在成为新常态。愈发频繁和剧烈的洪水、风暴、干旱以及冲突，外加美元汇率波动，都可能造成向TFFF借债付息的发展中国家违约，继而影响TFFF的拨款能力。
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问道：如果违约终究发生，作为债权人的TFFF会怎么做？是坚持履行其作为基金管理者的受托责任、强硬追讨，恶化发展中债务国财政状况，还是宽容对待债务暂缓、减免和重组？财务收益和环境、发展正义孰为先？参与TFFF设计的金融机构中包括曾在2001年阿根廷主权违约期间向其发起强硬追索、因而被称为“秃鹫基金”的Bracebridge Capital这一点，显然无助于缓解这种担忧。因此该机构建议TFFF建立负责任投资条款，优先考虑债务国的债务可持续性。
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TFFF的这套模式中，究竟是谁在为森林保护出钱？它指出：赞助方和投资者最终都会被还本付息，而真正支付给热带森林国家的钱，其实是来自发展中发债国向TFFF支付的高额利息。TFFF实际上是在利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这种缺陷和不平等来投资环境保护，处理不当可能反而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它并非真正的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而只不过是在循环利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金融资源。报告认为，这并不意味着TFFF没有优点，而是说必须承认究竟是谁在买单。它提醒道，若将TFFF购买发展中国家债券的资金额度计入已然极度干瘪的每年3000亿美元的2025年后全球气候资金包（NCQG），那么就会进一步稀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责任。
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负有提供气候资金的责任。去年阿塞拜疆巴库COP29的核心议题就是设定2025年后的资金包额度。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每年1.3万亿美元，但在发达国家的一番强硬拖延和抗拒之后，最终敲定的数字仅仅是个零头——每年3000亿。而且就连这里面还包括私人资金和多边开发银行资金，而无需全由发达国家拿出公帑。
歧视性的高昂国际融资成本长期阻碍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努力，使它们背负沉重债务负担。新冠疫情和日益加深的环境危机，更进一步恶化了其财政状况。在这种局面下，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在2022年提出《布里奇顿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这套在二战尾声中建立起来的架构能够反映近80年后殊为不同的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在这套架构建立时尚未独立）面临的严酷现实，缓减其债务，并为其提供更多优惠、长期的金融资源帮助其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该议程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并已经开始影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行为。
新冠疫情后，联合国亦加快了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工作，2023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2024年的《未来契约》，以及于今年举行的第四届发展融资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塞维利亚承诺》，皆包含同样的议程。可以说，为发展中国家化债、降低其融资成本是已时代主题；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融资成本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个bug（缺陷），而不是feature（卖点）。
但TFFF并没有呼应这些主题，这让一些把巴西视为全球南方立场代言人的观察者感到失望。或许，巴西政府和TFFF的设计者们认为远水难解近渴，在这个多重危机快速加深，同时多边合作退却的年代，只能使用任何就手的工具。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巴西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被问及TFFF可以如何贡献于森林融资时，出身亚马逊割胶工家庭、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领导巴西反毁林运动的她答道：“它有助于激活融资，因为发达国家一直在说不能只有公共资源，也需要私人资源。”“没人再可以说只有公共资源了，因为一旦你放入初始公共资源，它就会以市场逻辑撬动私人资源”，她补充道。
这是一个终极的现实主义方案。或许它的意义最终在于推动支撑它存在的条件的消亡——既是毁林，也是发达国家不付钱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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