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不仅国内的清洁技术发展屡创纪录，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推动低碳发展方面，中国也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本土清洁技术制造商支撑了国内太阳能、风能、电池及电动汽车的巨大扩张，而如今他们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24年，中国向全球南方出口了超过720亿美元的清洁技术产品，占全球风能、太阳能与电动车出口总量的近一半。
对许多国家而言，进口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带来了他们所急需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改善了用电可及性，并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增长。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于中国超越单纯的贸易关系，这一诉求在与中方的双边会谈以及各类国际峰会上多次提出。
各方的期望是，中国不仅能继续作为绿色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供应方，更能成为推动这些国家在本土开展制造与创新的技术和知识提供者。
在外交层面，中国长期以来对此类诉求保持敏感。例如，中国通过设立留学奖学金、技术合作平台以及在合作国设立的“鲁班工坊”等职业培训项目来回应这些需求。在最近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还承诺将扩大这些合作。然而，仅凭这些举措或许还不够——技术与知识转移始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还曾受益于与欧美伙伴的技术交流，这尤其体现在后来崛起的光伏、风电和电动车等行业中。然而，多位分析人士向对话地球表示，中国清洁技术巨头是否具备足够的动力与能力去分享专业知识，他们对此存在疑虑。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虽然部分针对全球南方的合作项目展示了技术转移的潜力，但各国能否具备足够的能力与议价空间去扩大此类合作，仍是一个问题。
界定“技术转移”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希望能够实现技术与知识的转移。随着全球加速扩大清洁能源产能，这一诉求再次受到关注。发展中国家不仅呼吁来自发达国家的伙伴与投资者（其中许多也是其原材料买家）提供支持，也希望中国方面在其工业化和价值链上移过程中发挥作用。
中国技术转移的问题也成为了对话地球近期多场会议的核心议题。这些会议包括与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在柏林联合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以及英国巴斯大学中国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of China'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简称SGAIN）项目召开的国际会议，参会者包括了中国话题研究者、分析人士与民间组织代表。
SGAIN项目首席研究员、巴斯会议主要组织者孙一先告诉对话地球：“毫无疑问，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转型离不开中国在融资与技术合作方面的支持。因此，中方与全球南方伙伴之间不仅要分享，更应共同开发相关知识与技术，这是推动全球可持续转型的必要一步。”
会议上，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自身曾从类似合作中受益。例如，一位发言者提到了宝马与宁德时代在2010年代早期的合作。而如今，宁德时代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高级中国研究员侯安德（Anders Hove）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回顾了中国汽车产业与西方制造商的合作历程。他提到，这种合作“从上世纪90年代的简单合资要求，演变为更加复杂的政策设计——要求外国车企在中国本地化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电机与控制系统”。
这种技术交流也长期是中美及中欧贸易关系中的敏感议题。外界曾指责中国要求外国投资者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不过，中国在2019年出台的《外商投资法》中已明确禁止此类做法。
侯安德强调，这类合作关系不应被视为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伙伴间的“共同进化”。他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指出，通过与西方企业的合作，中国光伏如今已占全球制造产能的80%以上。“这表明，当年德国和美国的工程师与中国本地制造商协作，共同推进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共进化过程，而非单纯的技术转移。”他说。
东南亚的期待与疑虑
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已成为其清洁技术企业海外扩张的前沿力量。过去十年间，中国光伏组件及其他部件的全球出口大幅增长。近年来，一些中国光伏制造商还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逐渐成为中国以外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这种“迁移”普遍被视为企业规避美国对中国产光伏设备关税的一种方式，而这一贸易模式如今正受到特朗普政府新政策的严重威胁。
然而，多位受访专家向对话地球指出，由于这些东南亚工厂主要从事最终组装环节，外界对其中真正发生了多少“知识与技术转移”持怀疑态度。
侯安德表示：“所有的技术诀窍依然掌握在中国手中，所有零部件都来自中国，整个供应链仍然在中国国内。即便当地有光伏制造活动，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知识扩散。”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教授廖洁思卡（Jessica Liao）的认同。作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及东南亚事务的学者，她认为通过投资实现的本地能力建设“相当有限”。不过，她也强调，寻求此类支持正成为东南亚各国的“越来越高的优先事项”。
她指出，中国在泰国电动车制造业和印尼镍产业的投资，是东南亚国家希望借此在价值链中向高端环节迈进的典型案例。镍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原料，印尼的产量已占全球近一半，但该国希望进一步跻身全球领先的电池制造国之列。近期，宁德时代正在印尼西爪哇开工建设一座投资额达60亿美元的电池工厂。
不过，她也对这些行业中真正发生技术转移的可能性表示质疑。“这些（在东南亚的）制造环节大多并非电动车产业链中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的部分。因此，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案例表明，东道国能够从更上游的核心知识中受益。”她说。
廖洁思卡表示，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印尼可能比其他东盟国家更有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获益，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她补充道，马来西亚也具备一定优势，原因包括其成熟的制造能力、技术工人储备，以及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华人社群。然而，她也指出：“多数东盟国家市场规模有限，且存在大量监管与制度障碍，这使得中国投资者难以判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知识转移。”
来自巴西的经验
作为南美洲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巴西也拥有成熟清洁能源市场。目前它已经成为中国绿色技术企业海外布局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并且在知识与技术转移合作方面走在前列。
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中国汽车巨头比亚迪近日宣布，其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生产的首批本地整车正式下线。另一家中国车企长城汽车也在今年8月于圣保罗启用了其电动车工厂。此外，中国大型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也在巴伊亚建立了装配基地，服务于巴西这一全球第五大风电市场。
巴西东北部地区发展机构“东北联盟”（Consorcio Nordeste）的中国事务专家兼国际顾问若昂•库马鲁（João Cumarú）告诉对话地球，知识与技术转移“已经成为中巴双边合作议程的核心支柱之一”。
库马鲁补充道：“卢拉总统在最近一次访华期间就强调，投资不应只停留在基础设施层面，还应包括教育、技术与人才培训，从而帮助巴西强化自身的产业价值链。”
库马鲁表示，除了电动车和风机制造方面的现有投资外，巴西还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专业经验，尤其是精炼与加工环节”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技术将有帮助巴西更好地开发利用本国的资源储备。
目前，两国之间已建立多项直接促进绿色领域知识与技术转移的合作项目。库马鲁与孙一先均提到了其中的典型案例：中巴气候变化与创新能源技术中心。该中心于2009年由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联合成立，旨在推动两国在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及电力传输等领域的学术交流与联合研发。
库马鲁还提到两国在农业领域、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上的合作，以及延续数十年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计划（China–Brazil Earth Resources Satellite program，简称CBERS）。
在库马鲁看来，这些领域的有效合作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他指出：“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明确的知识产权规则以及对合资项目的激励。像中巴高级协调委员会这样的机制，有助于制定议程并确保工作切实推进。”他还补充说，资金支持同样是“拼图中的关键一块”，联邦机构及巴西国家开发银行（The Brazilian Development Bank, BNDES）等机构的投入至关重要。“如果缺乏资源，合作就可能停留在纸面上。”他说。
政策信号与准备程度
在谈及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知识与技术转移的前景时，多位专家向对话地球指出，东道国面临的障碍与中方企业和政府的激励机制，是决定能否推进合作的关键因素。
侯安德认为，中国在出口管制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信号”，例如可能限制电池等被列为“敏感技术”的领域进行国际交流。他认为，整体来看，“技术转移能否成功，一半以上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吸收能力的提升，但中国政府在技术出口管制方面的政策同样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廖洁思卡指出，中国企业的主要动机值得关注：“他们的动力其实并不是帮助当地经济或企业建立独立的生产能力……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企业又为什么会愿意在东南亚复制这些过剩产能呢？”
她补充说，出口管制等措施向清洁技术企业传递出一个信号：核心技术必须留在国内。她指出，这些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必须“小心行事”，一方面依赖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又要谨慎拿捏扩张边界——“他们很清楚，这种海外扩张应当主要停留在生产的低端环节。”
侯安德比喻到：“你不能把技能和知识装进集装箱运过去……那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才与能力建设这一根本性挑战。”
但是，孙一先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参与者不愿意向全球南方伙伴转让或分享技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缺乏可行的机制——技术转移在当今市场中成本高昂，同时还受到文化差异的限制。”
与其他受访者一样，孙一先也提到，许多合作国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力不足与战略缺位。“在很多东道国，问题在于缺乏完善的政策设计来推动技术转移，同时也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吸收相关技术知识。”
侯安德也认同，人力资源是技术与知识转移的关键要素：“即便你能转交一本教材或一份维基百科文档，那也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根本短板。”
在巴西的经验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克服这些约束、营造良好交流环境的潜力。然而，孙一先与库马鲁都指出，要系统追踪具体的知识与技术转移项目并评估其长期影响并非易事。
呼应侯安德所提出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概念，孙一先表示：“这不应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不只是中国企业向全球南方伙伴传授技术。相反，它应是一种互学互鉴的过程——中国的参与者应与南方伙伴携手，共同开发或改进清洁技术。”
崔绮雯为本文提供了提供补充采写。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对话地球拉美地区编辑，常驻伦敦，2021年加入对话地球。在此之前，他曾在中国和英国的出版物担任编辑、记者和翻译等职务。他拥有伦敦国王学院环境与发展硕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主要研究全球环境治理和欧盟绿色政策。他感兴趣的领域包括中国海外投资及其作为发展主体的角色，以及确保人文和地方层面的环境报道不会迷失于技术讨论和全球性目标之中。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