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中，历史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是非？作为2026年的开年历史大戏，《太平年》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太平年》政治意义自不待言，但是也让我们思考历史的晦暗未明之处。真实的历史风暴中，需要有人创造，也需要有人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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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背景是五代十国，各地割据，在正统历史中，多被看做乱世。本文主要讨论剧情，引用多为剧中台词。
当然，乱世亦有偏安。主角之一是老钱王的九儿子钱弘俶，不少问题也从他的视角展开。吴越地处东南，表面始终奉汴梁朝廷为正统，在当时算得上富庶安定。钱弘俶自小受儒家正统教育熏陶，也秉持着这份正统观念来到中原。可当他踏入后晋的朝堂，眼见却是契丹人威压之下，中原朝廷礼崩乐坏，秩序崩塌。
他不解，追问不同的人。满朝大臣，“天子逊位，满朝无一人劝谏，反倒争议禅让给谁？该问的是天子为何自弃天下！桀纣尚有龙逢、比干死谏，这殿里尽是易牙、成济之流！” 他问宰相冯道，“如今礼仪是虚，兵马钱粮是实，这乱世里，难道真的没有礼仪定的是非了？” 他问为了维护秩序杀人的郭荣，“他不过饿了想喝口粥，你至于杀人吗？”
自始至终，钱弘俶都在追问是非，哪怕这份追问在旁人看来不合时宜，甚至带着几分被现实鞭打的茫然，却恰恰见证了他的成长 —— 他对世界的理解，终于从儒家传统道义里的非黑即白，走向了对现实复杂的认知。
比如面对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他的困惑与桑维翰的自白形成鲜明对照。对于卖国纳土，钱弘俶也感叹，甚至不那么确定，“若在杭州时，此事无可争议，必然是不对的。然则，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原本以为的是非，似是而非。”桑维翰主导了这一割让，在剧中给他安排了一个悔恨自责的台词，“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
此次汴梁之行，是钱弘俶认知崩塌与重建的关键。他亲眼目睹了契丹围城十日的惨状，也如同剧情开篇所描绘的：百姓无粮可食竟至人相食，甚至有人为此不惜杀害儿子，有人为抢一口热汤惨死于街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社会现实，朝堂上下彻底失序、毫无法度，种种景象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而这份困惑，恰恰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历史对比：当中原朝廷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谁有刀谁就是天子” 的现实暴力威压下，彻底抛却了所谓的正统与儒家礼法时；偏安东南五十年的吴越，因未遭战乱波及，反倒守着一份未被世俗浸染的单纯，也正因这份 “坐井观天” 的安全，让吴越有了坚守礼义的底气，这正是钱弘俶始终追问是非的根源，也是安定的南方人对于颠沛北方人的隔阂，“在杭州时是非分明，到了中原，为何礼崩乐坏，连是非都似是而非？”
钱弘俶的天真与困惑，其实是“礼失求诸野”的典型，曾经的礼仪中心退化为两脚羊横行，而昔日的蛮夷之地却依旧希望恪守儒家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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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崩溃时，人在历史洪流面前如何选择？要么为它唱挽歌，要么加入崩溃的行列趁乱逐利？有人在崩塌中坚守，有人在混乱中逐利。作为史后之人，回望那段曾经发生的历史，还是让人反思。在这样一个崩坏的新旧时代转换中，对比赵匡胤等人的推翻者形象，冯道却类似旧秩序的修补者，缝缝补补又一朝。
《太平年》中，让观众看到了乱世中坚守道义的艰难，而剧集对五代十国核心人物的塑造，更打破了传统史观的刻板印象。剧里被热议的，除了 “出卖燕云十六州” 的石敬瑭之外，就是 “历仕数朝而不倒” 的冯道。
小时候读史，我们对冯道的印象多半就是侍奉数朝的谄媚之辈，而这种刻板史观，正是由《新五代史》修撰者欧阳修等人塑造的。长大之后才渐渐明白，从来不是冯道需要这些帝王，而是这些在乱世中匆匆登台的帝王，需要冯道来建立正统、维系朝堂的基本秩序。历史学者葛剑雄就多次肯定冯道，说他走了难民和忠臣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应该得到更多肯定，“冯道至少保护了许多文化遗产，减少了政权更替时的杀戮。”
冯道，才是那个乱世里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道统与法统，只是这份坚守，从不是喊着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一件件看似琐碎的小事里。
也正因此，剧中的冯道，口头那么强调大是大非，似乎更多凭着本心做自己该做的事：出于体面，救下石敬瑭的小儿子；出于公平，不肯逼迫石重贵退位；出于厚道，在汴梁守城战后执意抚恤阵亡将士，严格按旧制整理抚恤名单、落实善后。
放在以前，我或许会觉得这些事太过琐碎，无关大是大非，可历经社会的捶打与现实的磨练后，再看这些细节，不乏感动。确实，在所谓的大是大非之外，每个身处社会中的升斗小民，面对的终究都是具体的问题：薪水能否按时发放？三餐能否得到保障？曾经的承诺能否兑现？人身财产安全能否被守护？正如经济学诺斯所言，法治的核心之一，便是对既定规则的承认与坚守，倘若上位者朝令夕改，社会便无秩序可言。
在电视剧中，冯道说 “多几分读书人的体面，还是要做事”，话语朴实，却道尽了乱世坚守的本质。冯道的这份坚守，也让他道出了乱世为官的本心：“老夫只是不想看到更多的百姓死于战乱。”
这样的冯道，有了人味，也更立体，但是这就足够了吗？电视剧中冯道形象，更类似乱世中的兢兢业业打工人，口口声声做事，感觉类似港人所谓“做好呢份工”，是个好人，但是似乎也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升华或者反思。
在帝王走马灯般更迭的五代十国，冯道这样的人，类似暴风骤雨中，紧紧护住火种的人，姿势可能不优美，甚至显得卑微。对冯道这样的国家最高精英，是不是要有更高的标准去衡量？毕竟，他不是一般人。
多年前我在日本，曾与有日元之父之称的资深官员探讨日本“失去二十年”危机，问及谁该为此负责，对方沉默片刻，后答道：“当然是精英。” 所谓精英，其实也包含他自己。确实，精英本就肩负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责任，冯道自然也不例外，他守住了人的底线，但是作为本来有希望拓展的精英，他似乎也没有拓展太多上限。从这个意义而言，宋儒对于冯道的批判，不无道理。如果精英全都“冯道化”，华夏文明的犬儒化也就无可避免。但，这是谁的问题，是儒家的固有问题还是华夏文明的路径选择？
当然，这也许不是冯道能做主甚至回答的问题。比较是人类的惯性。我也忍不住拓展思考，为何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却未能像罗马帝国那般，即便也是军人把持权力，仍能维持统一的法统与道统？核心或许在于二者的精神内核不同：中国彼时依托的是儒家道统，而罗马帝国，除了对罗马文化的认同，更有基督教作为精神纽带。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晚期，已然吸纳了大量社会精英，形成了独立的组织，即便常规政府失灵，教会仍能维系社会秩序；而中国的儒家道统，彼时并无这样独立的组织支撑，秩序的维系，更多依靠冯道这样的个体的道德与人性力量，这份坚守，终究显得单薄。
这也让我看到了《太平年》剧的优点与遗憾：它打破了传统史观对冯道的刻板印象，将其塑造得复杂而立体，让大众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认知，而这一点，其实早已是不少历史学家的共识。但遗憾的是，剧集对历史的探讨，终究局限于个人层面的人性与道德的层面，未能触及更深层的制度肌理与组织逻辑。当然，这并非全是创作方的问题，中国的创作语境下，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框架，这甚至本就是中国历史的固有倾向。
正如历史学者黄仁宇所言，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确实国人往往习惯以道德化的姿态，去维护或冲击现有体制，这不知是中国人的悲哀，还是一种无奈的幸运。
而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直面封建与大一统的抉择，也是武人皇帝集中出现的时代。冯道的出身，不过是普通的耕读之家，并非世家大族，也正因如此，他的崛起更能印证彼时的社会现状：既无基督教那样独立于政府的组织，也无独立于皇权与军人之外的贵族阶层，整个社会已然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散沙化状态。唐之后，中国彻底走向平民社会，这一历史潮流，在五代十国已初见端倪。
冯道的宿命，是一个“过渡者”的宿命，他身在割据走向大一统、武人政治到文官政治的过渡之中。他终究是无力的，无法主宰身后的评价，甚至注定被埋葬，就像生前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只能在做事中保留一点文化的火种。冯道是五代时期主持校刻《九经》的核心人物，《九经》是古代儒家核心典籍的合称，这可以说文化功劳一件。他说， “武夫夺权，夺的是江山；老夫刻经，保的是人心。江山可以姓朱、姓李、姓石，但这《九经》里的字，得永远是那个样子”。
冯道大概可以算作中国保守主义的先驱，他的局限也体现了儒家保守主义的局限。儒家学说从官僚化之前的 “从道不从君”的刚毅精神，逐渐变为官僚化之后纯粹的“生存技术”。因此，他能保守的，在时代板荡中，如此之少，更是无法开创新的秩序；甚至到了宋代，间接受惠于他的北宋做题家们，已经无法认同甚至理解的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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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我和几位文史朋友聚会，酒酣肝胆之际，也谈到历史是非的问题。最后专研《资治通鉴》的教授说，自己一生遍览《资治通鉴》，最后发现就是“政治没有对错”；另一位政治世家的朋友补充，“确实很多是山头，但有风骨”。临了，有哲学大咖老师饮尽杯中酒，说， “我相信，政治还是有是非的。”
回头开篇的问题，在现实语境下，是非问题充满暧昧，往往不是政治德性的整体判断，而转化为道德的个人风骨，这也是冯道之类人物的出众之处与局限之处。对历史人物尤其政治人物的是非论断，并非依靠语言，也不是简单依靠行动，更需要根据行为的后果与遗产来审定。
即便站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回望那段苍黄板荡的历史，仍会被扑面而来的历史力量所震撼，生出由衷的困惑。但我总觉得，有困惑，本身恰恰有着珍贵的价值 —— 它时刻提醒我们，世界从非单一的模样，历史也从未只有一种既定的可能性，而保持对历史的追问与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坚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图片：《太平年》剧照，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