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正在重新定义时代，我们不想错过背后更动人的部分：那些思想的跃迁和关键的抉择，以及那些在孤独中坚持前行的先锋故事。
我们将与那些深度参与科技创新的科学家创业者、投资人、产业领袖们面对面。我们不谈浮于表面的新闻，而是探寻他们「为何出发、如何穿越迷雾，以及他们对未来范式的真正洞察」。
「先锋者说 Pioneers Talk」是一档由 Pioneer Lab 和 FT 中文网共同发起的深度访谈栏目。
本期嘉宾：乔宁
乔宁博士现任宁波时识科技有限公司CEO、中科院自动化所外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12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博士学位后，加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2024QS世界第7）与苏黎世大学共建的神经信息研究所，师从类脑计算权威专家Giacomo Indiveri教授（类脑计算之父Carver Mead弟子），在类脑智能领域开展博士后研究并担任高级研究员。
上海杨浦区长阳创谷的周末午后，时识科技创始人兼CEO乔宁匆匆赶到办公室，接受Pioneer Lab的专访。
“先锋，是前瞻性与行动力的结合体。”
乔宁在采访开始时，如此定义他心中的“先锋”。作为时识科技的创始人，他的创新轨迹描绘着这样的曲线：从欧洲顶尖的神经信息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euroinformatics）转身，将一系列仍在实验室中的前沿技术带回中国，投身于一场充满未知的产业化浪潮并期冀构建类脑智能的创新生态。（注：类脑智能（Neuromorphic Intelligence）是旨在模仿生物大脑感知和计算原理的一系列技术，希望能借此打造一个更智能、更高效的生态系统。）
基于类脑智能技术的创业，不仅是技术上的长征，更要求领导者需要面临思维与角色的彻底蜕变。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是一个持续修炼的过程”。乔宁坦言，“每次见面，我可能都在发生变化”。创业8年，从瑞士到中国，乔宁带领时识科技见证着、参与着、推动着「类脑智能技术」逐渐成为备受期待的「类脑产业」。
从实验室到公司：时代赋予的使命感
当一项前沿技术准备走出实验室，科研出身的创始人通常面临两条路：加入巨头，或者自己从零开始。前者安稳，后者艰辛。当这个问题摆在乔宁面前时，他没有犹豫。
“我必须自己做一家公司”，他回忆，当时，他正在欧洲顶尖的神经信息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euroinformatics）工作，手里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市场对AI等新技术的呼唤也日益高涨。如果只是作为技术专家加入大公司，是无法主导一个全新想法落地的。“你很难把一个很新的想法带进大公司并执行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干，成立一家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调动全部资源，百分之二百地砸在我们认准的方向上！”
这份决心，被乔宁描述为“一种世界或者时代赋予的使命感”。这听起来有些宏大，但对许多技术创业者而言，它是一种真实的驱动力，一种“命运的推背感”。
带着这股使命感，时识科技于2017年2月在瑞士注册成立。同年11月，第一位员工加入。那时的热情很高，以至于“工资也没拿，就开始吭哧吭哧在干活。”
乔宁心里清楚，“真想做事的话，大的环境，现在国内肯定还是数一数二的”。于是，2019年底，团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将公司总部从瑞士迁往中国——2020年4月，时识科技在中国正式注册。这个“前身在瑞士”的故事，由此在中国市场展开了新的一章。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一直在修炼自己
从实验室的纯粹科研到商业世界的复杂多元，是一次彻底的重塑。乔宁坦言，自从回国后，他“一直在修炼自己，一直在转变”。
转变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
刚回国时，他带着典型的科学家思维去见投资人，总想围绕技术先进性来讲故事，恨不得当场就把类脑的原理、神经元的连接方式、芯片的制作过程都解释一遍。但他很快发现，资方和市场更关心的是产业落地和商业变现。他开始从科学家的视角，转向企业家的视角。
他学会了对产业化抱有“敬畏之心”。做科研时，研究成果可以通过论文来验证。但做一个好产品，周期要漫长得多，“里面的每一个坎都得过，一点一滴都不能错。”他逐渐认识到，创业所需的时间和金钱，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想。
乔宁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从最初“工程师思维”，慢慢转变为“以产品和效率为导向”。
务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会“抠”。在国内消费市场，性价比是关键，企业必须对成本有极致的追求。为了让产品能进入千万量级的智能交互市场市场，团队必须想尽办法在一分一厘上降低成本，去和现有方案竞争。
图｜时识科技项目研讨
而当这种对效率和成本的追求，与团队的国际化背景相遇时，新的挑战又出现了。管理一个跨国团队，让他对文化差异有了更深的理解。乔宁在跨文化管理中发现，欧洲团队（如瑞士工程师）习惯于在全部指标上追求精确，而国内实践则更注重在核心指标上达成高效与可行的平衡。他分享道：“关键在于主动管理，明确告诉团队在一百个指标里，具体哪九十个必须严格达标，哪十个可以灵活处理。”这种在差异中寻求共识、精准定义标准的过程，正是他企业管理修炼中的重要一课。
技术到应用：让类脑进入日常生活
这场企业家的修炼，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将“类脑智能”这个遥远又深奥的名词，真正带入日常生活。对普通大众来说，我们只需要感受科技带来的美好，而无需理解这背后的技术原理。乔宁和时识科技用几个典型的场景，具体解释了这类不明觉厉的技术的应用。
第一个场景，是改变我们与屏幕的交互方式。
时识科技正在开展智能交互的产业合作，今天，多数家庭的电视遥控器仍是一堆按键的组合，即便有了语音，操作依然繁琐。时识科技的方案，是把遥控器变成一支“空间光笔”。“你可以拿着它指哪儿打哪儿，甚至用它来切水果、玩打枪游戏。”乔宁说。
这背后，是时识科技的「高性能视觉传感器芯片」。它通过独特的光通信技术，实现了像素级的指向精度和120帧的超高刷新率，几乎没有延迟。这个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成本和功耗的痛点。此前行业内曾有过基于超宽带（UWB）芯片的类似方案，但成本高昂，难以普及。时识科技（SynSense）赋能智能交互场景，联合推出高效遥控方案，支持高精度点控与拖拽操作，提升用户交互效率。
“我可以预见，将来的家庭电视，这应该是标配”。乔宁对此很有信心，并透露预计明年下半年，搭载该方案的电视产品就会实现量产。
第二个场景，瞄准了智能穿戴的未来——AR/VR眼镜。
这类设备要实现真正的智能交互，需要知道用户的眼睛在看哪里。眼动追踪是刚需，但最大的挑战是功耗。“眼镜腿里只能放一小块电池，你总不能戴上五分钟就没电了。”
这是类脑芯片发挥优势的地方。时识科技正在研发一种特别精简、精巧、高集成度的超低功耗传感器芯片，实现高性能的眼动追踪和虹膜识别。这项技术，有望在一两年内赋能更多的智能消费终端。
时识科技的第三个布局，指向了更远的未来——侵入式脑机接口。
这是一个高度前沿且被国外“卡脖子”的领域，全球90%的脑机芯片由美国公司生产。时识科技选择迎难而上，重点布局高密度、多脑区脑电信号监测、高通路数的植入式芯片。
图｜时识科技PCB板产线
“我们喜欢敢为人先，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乔宁针对脑机接口芯片的目标，一方面研发协同多脑区脑电信号编解码类脑芯片；二是研发支持1000个通路以上的芯片，远超当前主流的100-200通路。类脑技术在这里展现了天然的契合度，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大脑来的技术”，能更高效地处理大脑的脉冲信号。时识科技的技术路径，是在不损失原始脑电信号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编码机制，极大压缩数据量，同时显著降低功耗。
“在行业里，通过类脑技术做高性能脑机芯片的公司，据我所知目前并不多，时识科技（SynSense）是其中的探路者。这项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也代表着在全球范围内，对一项技术终极应用的探索。”
从“技术破局”到“共建生态”
从技术到公司到产业，我们聊到了这家公司的边界。随着时识科技的发展，他的答案也在发生改变。
创业初期，当技术尚未成熟时，他的心态是典型的技术开拓者——“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希望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时的目标是快速做出产品，征服市场。而今天，当芯片已经成功流片并投入应用，他发现“上下游生态链协同可能比单打独斗更重要”。
他意识到，要让整个类脑行业真正发展起来，“一个时识科技是远远不够的”。单靠一家企业，最多只能在某个维度上撬动市场。真正的行业繁荣，必须依靠完整生态的力量（其包含了上下游产业链生态、跨学科融合生态、政产学研资用协同生态）。这一心态转变，让他从一个技术破局者，开始向一个生态的协同者演变。
关于如何构建生态，乔宁将其总结为三种方式：
第一，全力支持。积极与国内外各大学术机构深度合作，主动探索技术场景验证落地，大力推进国标、行标等的制定；学术、产业、标准制定等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