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清洁女工和董事长一样也是人。”
在2025年11月，股份巴菲特在最后一封以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身份撰写的公开信中，如此表示。话虽如此，常识总是容易被忽视，否则也不会让这位前首富如此郑重提出。贫富不均，在今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特色，也是全球化景观的一部分。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视野中，资本与富豪兴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社会现象，背后对应着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回看社会趋势，自由和公正犹如天平的两端，总是上下游移。当新自由主义最近三十年大出风头之后，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诸多变化让大时代潮流开始转向。哈佛教授桑德尔《公正》公开课席卷全球、“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甚至看似在政治光谱另一极端的“茶党”（Tea Party）与川普主义，本质上不无类似——那就是民众表达对既有政经格局的不满，尤其是对于占据财富金字塔尖的1%人群。
不仅平民不高兴，一些言论精英也开始转向，呼应潮流变化。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后来一度担任加拿大副总理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金融危机四年后出版《巨富》一书，表示世界正步入“双生镀金时代”：对于美国等国来说是第二次镀金时代，距离马克•吐温的创造年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对于中国等国家则是第一次镀金时代。
美国镀金时代特产之一自然也是“土豪”，不少人调侃那是一个有暴发户用百元美钞抽香烟的时代，代表了财富与机遇的突飞猛进，也往往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新的镀金时代有什么不同？今天的财富积累不仅带有技术特点，还具备全球化特征。即使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拥护者而言，我们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事实：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但总有赢家与输家。也正因此，中国等后发国家在最近五十年内的高速赶超行为，事实是使得竞争、成本、资本也全球化。一方面在这些后发国家造就了数以亿计的新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竞争中落败国家的失业困境。
如果大家过去认为全球化是左派的梦想，今天的全球化则近乎右派的天堂，放松管制呼声使得资本所向披靡。对比中产阶级以及穷人，富人们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受损——尤其对于1%的富人来说，国家的极限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无国界的新阶级。换而言之，这些富人已成为新的全球化景观，甚至金融危机后收入分配也更多倾向于他们。弗里兰曾给出了观察数据：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后来这一数据则接近总收入三分之一，直追美国镀金时代的历史高峰。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B.Reich）用一个直观案例说明美国收入不均的现状，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到底有多富有？2005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身价合起来超过900亿美元，几乎赶上美国财富金字塔底部的40%的人群财富总额。投资银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也印证这一次判断，全球最富1%群体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全球总财富的一半。
上述比例对比今天有所下降，但是总体趋势不变，看起来无不惊悚之处，难怪左派总在哀叹美国梦的破碎。令观察家更加不安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也波及了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往往被视为民主社会的稳定基石。在硅谷网络新贵的刺激下，新技术的到来使得中产阶级面临失业狂潮，以往以职业定义中产阶级的时代逐渐过去。
在财富流失以及身份焦虑作用下，如何看待这一令人不安的“美丽新世界”？弗里兰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正在“挖空” 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她提出一个无比尖锐的问题，如何保证拥有强大经济能力的巨富不使得21世纪的资本主义变为一个流动性停滞的精英（贵族）制度甚至裙带资本主义？
资本逐利是天性，而对资本最好的奖励也是资本，资本自然会流向最能产生收益的地方，对于社会希望帮助的穷人而言也会产生间接的收益。或许，部分人过分富有这一局面确实也冒犯其余的人，但如果不平等伴随着更有效率，那么不平等就不应该成为惩罚成功者或者富人的简单理由。
这是富人的视角，那么从穷人看来，又是不同的场景。贫富差距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化新镜像，这也导致不平等成为时代新热点。以美国为例，《了不起的盖茨比》发生在美国的爵士乐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一战之后与大萧条之间的十余年，那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刻之一，菲茨杰拉德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作家，他评价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伴随着大萧条的来临以及战争，贫富差距在主要国家开始缩小，而战后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不少白领工人以希望，城市中产开始崛起之中。然而到了2000年之后，欧美情况发生变化，一方面经济的滞胀难以消退，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开始拉升。这一趋势在2008年更加明显，不少发达国家的工薪收入水平仍旧没有回到危机之前，而收入增长的大部分也被少部分金字塔人物拿走，导致抗议声音愈演愈烈。
如此境况之下，政治经济学也在回归，从皮凯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炮而红可见人心所向。而不平等有其代价，那就是政治上民粹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的上位，正是其反映；更为重要的，经济民粹主义其实也在兴起，只是更为隐蔽，表现为主要国家公共债务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从经济来看，以往看重效率的做法在社会变化之下也有所改变，不平等开始回归关注中心。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是研究不平等的大家，他也是皮凯迪的老师。他根据数据指出，在过去一百年中，前一阶段主要趋势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然而现在趋势则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即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U”形，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出“∩”形。从社会结构而言，软阶层社会，不再是以橄榄型社会，更接近一个s形社会，中产在微弱，两头在膨胀，阶层向上的通道虽然缩小但没有关闭，向下滑落的通道则同样敞开。
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环境也有微妙变化，批判资本或者说资本的无序扩张，是国内近些年常常听到的话，“金融羞耻”风等口号一度也流行，国内对于企业家的态度与过去也有不同。对比美国首富的稳定，中国首富榜变化多样，“徐瑾经济人”此前专栏就曾经分析过中国企业家阶层财富的脆弱性。
回到巴菲特，他可以说是有良心的富豪代表。“幸运女神是善变的，而且非常不公平。”巴菲特认为，领导人和富人得到的运气远远超过了他们应得的那份。比如他自己，就自认应该感谢幸运女神，他出生于1930年，赶上了美国持续增长的时代，还是白人男性。作为富豪，巴菲特是一直支持对富人高税收与倡导慈善的一派，甚至来过中国“劝捐”，但是在最新的信中，也承认自己目睹过不少无能古怪的慈善家进行的“欠考虑的财富转移”。
不平等，应该如何办？慈善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应对方式还在于经济手段。的确，贫富差距无法回避，但是解决富人不是解决方案，毕竟雇佣千千万万清洁女工的，可能恰恰正是某位董事。富人不是软阶层，他们具备抗风险性，从富人的状况也可以推断中产和穷人的处境变化。克服贫富差距，重要的是经济，让大家重新回到“蛋糕越来越大”的预期之中。与此同时，公平也应该重回公共政策中心，毕竟中国古人很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经济下行的当下，对中产减税也许更符合国情，也应该考虑让养老与医疗保险等基础福利，更平等地提供给国民。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部分内容来自徐瑾新书《软阶层》，徐瑾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