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通过一次次的逃离与归返、流亡与同化的循环，作家施达•巴扎尔（Shida Bazyar）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伊朗家庭横跨四十年的生活。其中两位成员是年轻的革命者贝赫扎德（Behzad）与纳希德（Nahid），他们带着孩子逃往西德。一代人始终怀念故土；另一代人开始新的生活；有人回去探访，有人梦想归返，也有人发现回去变得过于痛苦。《德黑兰的夜晚静悄悄》（The Nights Are Quiet in Tehran）在团结与背叛之间起伏，在心碎与幽默之间展开。对于所有流亡者、移民，以及曾经或仍将投身革命的人来说，巴扎尔写出了“始终活在希望之中”意味着什么。
这是2026年国际布克小说奖评审对六部最终入围小说之一的作品的评价，也几乎可以作为理解这部小说的入口。在今年该奖项的入围作品中，可以看到相对清晰的倾向：地缘政治冲突与个人经验交织的写作，再次进入了主流文学的视野。《德黑兰的夜晚静悄悄》以德黑兰为叙事核心，尽管以1979、1989、1999、2009四个时间点作为背景，但小说中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四位讲述者，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下国际局势中持续加剧的政治紧张与文化分裂。
书中的1979年，贝赫扎德在德黑兰参与革命，行动、关系与信念在同一轨道上展开，纳希德也在这一部分出现，两人的关系在动荡之中逐渐形成。到了1989年，叙述转向纳希德：人物此时已身处西德，生活被重新安置，收音机成为关键的媒介。革命不再是当下事件，然而信息断裂、消息不完整，许多人在背景中消失，无法确认去向。1999年由第三个人物拉蕾讲述：她回到了伊朗探亲，停留时间虽然有限，但经验密度极高。她面对的是一个既熟悉又无法完全归属的空间。其中包含了家庭关系、尤其是女性之间的互动，未被解释的历史层层浮现。
当时间来到了2009年，叙述者轮到了莫：他在德国成长，对伊朗的理解大多来自间接经验，后来通过网络关注“绿色革命”，他并没有亲身回到伊朗，却持续被这一历史牵引。小说最后由塔拉的生活作为收尾：她出生在德国，对伊朗的直接经验少之又少，但却承担了一种整理与回望的视角。国际布克小说奖评审所提出的问题，读者并没有在小说中获得答案。文本呈现的是一种持续状态：离开并不会带来终结；后来的生活反复发生偏移。有人总是想回到故土，有人则逐渐适应新的环境，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不断往返。
作者巴扎尔自己就是生于德国的伊朗人后裔。她在访谈中提到，这本小说的不少灵感来源于对父母的采访，书中有很多细节正是来自他们的经历。小说中的贝赫扎德与纳希德离开伊朗，但并未真正脱离那个国家的政治时间。他们在西德的生活看似进入新的阶段，但长期受到信息、记忆与不确定性的缠绕。
巴扎尔自己有点像通过网络关注“绿色革命”的莫--他不再需要地理意义上的“回到伊朗”，但也无法真正置身事外；莫既不完全属于父母的历史，但也无法从中抽离。这种状态构成了小说与现实之间最直接的重合：冲突不会随着时间自然结束，而只会换了一种形态，进入私人生活之中。
这种围绕历史延续展开的经验，在另一种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出现。伦敦近期上映了一部由海地导演拉乌•佩克（Raoul Peck）执导的纪录片：《奥威尔：2+2=5》，其核心落在奥威尔代表作《1984》之上，尤其是其中关于国家强迫人们接受“真理”的经典命题：二加二等于五。这种极权主义的“反算术”，在当代语境中已被不断转译，并进入社交媒体对性别政治等议题的争论之中。佩克以擅长探讨政治、历史和种族议题著称，他将乔治•奥威尔塑造成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却仿佛握有理解当今世界未来走向的钥匙”。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舆论极化与AI迅速扩散的背景下，影片重新调出奥威尔在《1984》和《动物农场》中提出的核心警示：语言如何被操控、事实如何被重写，以及“真理”如何在权力结构中被重新定义。有英国媒体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严肃且值得观看的纪录片，但在某种意义上，影片内容只是重复了既有认知。不过，在信息失真与谣言扩散已成为常态的当下，这种重复本身仍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
影片中穿插奥威尔童年档案照片，以及他在缅甸担任警察的经历，并由此引出他对殖民主义与国家暴力的反感。这些历史影像与现代4K画面并肩，形成一种被重新编码的当代政治景观：特朗普（Trump）、欧尔班（Orban）、莫迪（Modi）、内塔尼亚胡（Netanyahu）、普京（Putin）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奥威尔式噩梦”。
片中还提到了奥威尔对于人工智能的某种预见，将其与宣传机器及“面包与娱乐”式的文化供给联系起来，指向一种柔性的控制结构。影片中也出现了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身影，他谈到自己在阅读奥威尔之后的观念转变：“极权主义并不只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是将政治逻辑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他认为，这一判断与“艺术是否应该被政治化”的简单讨论并不在同一层面。
如果说奥威尔的文本揭示的是“真相如何被强制定义”，那么这种关于真相的焦虑在更广阔的现实中，又慢慢延伸成为一个直接的问题：国家如何重新讲述自我。在今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EIF）的策展主题中，人们似乎能捕捉得到一点线索。
上月，EIF在伦敦公布了2026年的节目单，本届艺术节将以“共同站起”（All Rise）为主题，并将重点放在美国，以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这个主题来自美国爵士小号手温顿•马萨利斯创作的同名作品《共同站起》。EIF总监妮可拉•本内蒂特（Nicola Benedetti）将这一命题描述为一种“文化行动”，用以回应“当下社会中弥漫的犬儒主义与过度消费主义”。
本届EIF将呈现史上数量最多的美国艺术家，他们将出现在音乐、舞蹈、戏剧和歌剧等不同舞台形式之中。本内蒂特认为，美国文化始终带有内扩的张力：这些作品反复围绕自由、创造力、偏见与虚伪展开，而美国的许多重要艺术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冲突与张力中形成的。
许多艺术家试图重新讲述“美国故事”。在本内蒂特看来，这些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共通的动机：他们都在试图对抗一种隐蔽却广泛流通的叙事，也就是那些关于美国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接受的神话：“这些神话长期塑造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的生活方式。通过艺术，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叙述，而是对其进行拆解与重组，试图讲出一个更为真实，同时也更复杂、更混杂的美国版本。这样的叙述并不会停留在国家内部，它自然会延伸出去，与更广泛的经验发生关联，成为一种可以被不同背景的人识别与回应的故事。”本内蒂特认为，这类实践往往同时指向力量与国际主义，也涉及迁徙与融合所带来的经验，以及不同文化在相遇过程中不断调整、寻找合作方式的可能。
比如说，今年EIF的点题作品《共同站起》将有超过200位表演者同台，包括苏格兰皇家国家管弦乐团、林肯中心爵士乐团以及艺术节合唱团。作品结构刻意偏离欧洲交响曲传统，由12个乐章组成，对应布鲁斯音乐的12小节结构：“每四个乐章构成一个循环，讲述生命的旅程：从出生、游戏与技巧，到爱情与诱惑，再到我们在人生中不可避免会犯下的错误。随后是通过悲剧获得的重生，最后是对自我以及对他人的接纳。”本内蒂特引用终乐章中的句子：“共同站起。我在这里。向更高处看，向更远处看。我们将蒸蒸日上。” 在她的表述中，这种愿景一方面强调合作的重要，也承认冲突本身的存在，并相信通过彼此的接触，人类能够获得某种共同的提升。
诞生于二战后1947年的EIF，从一开始就相信文化可以帮助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建立理解；此后每年8月，爱丁堡都会成为各国艺术家与观众聚集的地点。本内蒂特说，当下的世界局势使艺术节的使命变得更为紧迫：“现在的世界正经历一种真实而明显的国际秩序解体，同时暴力也在增加。我们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艺术节的重要角色是为思想与艺术提供舞台，因而EIF今年也与苏格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居住的历史建筑潘穆尔楼（Panmure House）展开合作，并引入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遗产博物馆（Legacy Museum）展览。展览将展览围绕种族优越性这一历史观念展开，涉及奴隶制度、私刑与种族隔离等结构性历史，也呈现这些历史在不同时间与语境中的叙述方式，并将视角延伸至苏格兰在这一脉络中的位置。
如果将上述这三个文艺界的案例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一些文化选择本身已经带有清晰的指向。国际布克小说奖在入围作品的筛选中，除了文学标准之外，有意无意间会选择和当下世界紧密相关的经验；奥威尔的重现，必然是由于触动了一些人心中对于特定文本的记忆；而以美国独立250周年为框架的EIF，其节目结构与叙事方式，也显露出主办方对于当下世界的观念和立场。在不断被逼到墙角的现实之下，文艺界众人正以各自的方式介入现实；通过文学、影像与舞台的实践，尝试改变问题被看见和被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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