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企业在这场政治正确的ESG浪潮的裹挟下不得不在并非主业和核心竞争力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投入大量的资本和精力，无法聚焦主业和提升核心竞争力。2023年3月倒闭接管的硅谷银行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虽然我们不能在硅谷银行倒闭接管与积极投身ESG二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链条，但在ESG上的过度投入显然是导致其倒闭接管潜在影响因素之一。作为为硅谷高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服务的银行，硅谷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ESG实践的标杆企业。在明晟指数的ESG评级中，硅谷银行的等级多年来一直都是A级，多次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美国最负责任公司。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来源于硅谷银行每年严格按照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等不同要求口径，认真编制和披露ESG专项报告，而且硅谷银行在组织构架上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
作为对照，在全球ESG汹涌的浪潮下，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顶着ISS对ESG实践的恶评，继续聚焦投资主业，把慈善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交给盖茨基金等从事环保投入更专业的机构来完成，而不是不计成本费时费力地亲力亲为。对于ISS对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的指责 “对ESG治理方面不足，审计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职责，该公司没有适应一个ESG对业绩变得更加重要的世界”，巴菲特的回应是“当我有钱可以捐的时候，我就会把钱交给那些精力充沛、努力工作、聪明、用自己的钱去做事情的人（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会）。而我自己则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在想，如果硅谷银行当初把投入ESG的大量资本、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如何做好资产负债久期管理优化和压力测试是不是会比现在的结果更好一些呢？令人感到悲催的是，硅谷银行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都谈不到，又何必去奢谈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许就是中国《左传》中描述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的道理。
也许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创造利润才是一家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企业在向社会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同时，缴纳了用于解决国防教育司法等公共品提供问题的税收，解决了就业。这些不都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的履行吗？何况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作者马克斯.韦伯的眼中，一个好的企业家会从早期拼命地赚钱，拼命地节省成本到最后拼命地捐赠。
事实上，在2006年巴菲特曾宣布未来将把当时全部身家（约合600亿美元）捐赠出来，到今年他累积的捐赠额已经超过600亿美元。难道这不比在伯克希尔设立各种ESG工作小组，发布各种ESG报告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理解了这些，我们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Chip Cutter说“ESG在美国企业界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而马斯克则批评“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随着人们对ESG从“社会正义体现”到“最新脏话”认识的逐步转变，社会正在凝聚一种力量对上述潮流进行系统纠偏。我理解，正是带着上述社会民意基础，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以公司治理保守主义的兴起为新潮流的特朗普2.0时代。特朗普一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只是一场“骗局”和“非常昂贵的税收形式” ，反对有关化石能源的种种危言耸听。事实上，特朗普上述认识并非孤立。已故科学家竺可桢的考古和文献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现在都没有超过的极端气温现象。例如甲骨文里曾经有商王在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一带）打猎曾经打到只会出现在热带或亚热带的亚洲野象的记录；而南宋时期上海附近太湖全部冰封，而且冰的厚度可以达到车马在上面安全行驶的程度。地质学家丁仲礼院士坦言，“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几十倍的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人类也许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拯救人类自身，地球用不着人类来拯救”。
2025年1月，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25年3月，被媒体描述为更像工业部长的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废除一系列拜登时期的环保法令，其中包括对发电厂的排放限制和尾气污染规则。而2025年7月通过的美国《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对新能源的节税补贴。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2025 年 7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 （DOE） 发布了一份题为《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新的报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传统叙述进行了重新表述。该报告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暖在经济上的破坏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而且激进的缓解策略可能弊大于利。如果我们把美国环保署2009年公布六种危害公众健康温室气体排放理解为ESG制度基础的确立，如今美国能源部的重新表述则意味着ESG制度基础正在坍塌。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所言，如果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具有偶然性，而再此当选，选民一定“瞪大了眼睛”。我们看到，长期以来美国觉醒运动所倡导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为美国社会塑造一个虚幻的“平等新秩序”。然而，这种“平等”并非基于机会的公平，而是通过激进的社会工程（例如ESG和DEI运动）追求“结果平等”和所谓“社会正义”。因而，特朗普2.0时代的公司治理政策调整一定程度是对上述觉醒运动提出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干扰正常的公司治理实践的一种系统纠偏。
如果说此前美国社会上述公司治理新浪潮的兴起还在酝酿中，2025年9月主张回归传统和常识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18岁创办Turning Point，USA的查理柯克遇刺事件则成为这一潮流正式形成的拐点（Turning Point）。据报道，报名参加喜欢以公开辩论的方式请别人证明他是错的（Prove Me Wrong）的柯克葬礼的人数接近30万人，超过历史上同样遇刺身亡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金。很多自称“我们现在都是查理•柯克”的社会精英宣布“我们会接过查理留下的那支沾满鲜血的麦克风”。
最近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是比尔•盖茨对气候变迁问题立场的转变。前面提到过，微软之父比尔•盖茨是当之无愧的环境保护意见领袖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然而，他在2025年10月28日的博客上发布备忘录，提出气候变迁不会导致人类灭绝，全球应将资源从对抗气候变迁的战场转移，扩大对疾病防治与饥荒等其他领域的投资。他认为此前投入气候变迁上的部分资金方向错误，太多宝贵资金被用于昂贵且成效可疑的计划。盖茨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反映了其旗下基金慈善策略的根本性调整。
我们之所以把保守主义作为全球公司治理的新浪潮是因为，进行上述公司治理政策调整并非仅仅出现在美国，而是席卷英国、日本和阿根廷等，正在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在2025年5月2日结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历史性胜利（英国工党史诗级惨败），一举赢得最多的677个地方议会席位，远超保守党316席和工党99席的总和，由此打破了工党和保守党长期主导的英国两党政治格局。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党主张停止政府的DEI项目和气候政策项目，减少政府开支，甚至主张建立英国版“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审查财政浪费。
与此同时，在安培经济学的指导下，日本公司治理经历了从战后"企业共同体"模式向现代资本效率导向体系的深刻转型。我们知道，日本历史上是利益相关者理论（青木昌彦）和共同治理实践的重要发源地。但上述理念鼓吹的企业作为共同体优先保障员工和合作伙伴利益（员工终身雇佣制和密切银企关系的主银行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导致日本资本效率低下和创新不足，使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制度诱因。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两度执政的安倍所倡导的安倍经济学鼓励日本企业从"共同体"模式向现代资本效率导向体系转型。新当选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被一些媒体描述为安倍经济学的忠实信徒。
三、上述潮流转变对中国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启发
作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后起之秀，中国资本市场始终抱着积极引进、认真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能力不容置疑。当美国还在二十一世纪初为萨巴斯.奥克莱法中通过提高董事会独立性加强信息披露争吵不休时，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引进了代表公司治理董事会组织和运行现代方向的独立董事制度；当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还在二十一世纪20年代担心AB双重股权结构是否违反同股同权原则时，中国A股通过科创板设立开始接纳和包容鼓励创业团队主导业务模式创新的同股不同权构架。而ESG等的理念和实践不就是中国积极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学习和引进来的吗？
如今公司治理的全球浪潮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正在通过减轻企业包袱，抑制经济下行的中国有望在不远的将来顺应公司治理全球保守主义的潮流，对正在困扰着企业的ESG实践进行调整，引导中国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逐步回归治理传统，回归治理常识。
那么，什么是公司治理的传统和治理常识呢？基于我多年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教学科研和实践，我把它总结为四句话。或者说这是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应该遵循的四大核心原则。
第一句话是在数字时代，股权结构设计可以从同股同权到投票权配置权重倾斜的同股不同权，但专业化分工的原则不变。从《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的“铁钉工厂”到160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现代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起无不在努力践行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正是由于股东的风险分担和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经营二者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使“现代股份公司成为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哥伦比亚前校长，经济学家巴特勒），使“公司是现代文明最有用的机构。它能把个人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事在过去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尝试的伟大事业”（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的提出者谢尔曼）。